纳西族作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世居云南，特色鲜明，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民族成员。纳西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派兵攻克云南之后，丽江土知府阿甲阿德获“钦赐木姓”^[1]，从此官姓木，民姓和，丽江木氏土司政权由此建立，世代经营。四方街在木氏土司治理下逐步兴建，今七一街是古代连接丽江古城与内地的必经要道，今新华街则是滇藏茶马古道最早的出入段。古城光义街，历史上出了赵氏、周氏、余氏几个大商家，使这条街带上了经济色彩，被称为西南地区的商贸要道。其中五一街为文化街，光义街则因木府矗立而闻名。四方街为当时的木府发展壮大以及今天的纳西族人民生活都做出重要贡献，今天四方街上的商业文化和多元民族文化都有着历史的影子。

关于记载纳西族文化的资料总体来说比较少，《纳西族简史》中涉及了纳西族人民的基本发展史，在丽江各代木氏土司的治理下，四方街不断发展，成为经济枢纽和文化聚集地^[2]。还有于洪的《丽江古城形成发展与纳西族历史文化变迁》研究了丽江古城的街道在不同时代所反映出的纳西族“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色^[3]96-104。陈子丹通过考察碑刻、史料写出《丽江木氏土司档案文献评述》^[4]25-28，其中探讨了纳西族信仰的渊源。但关于四方街在整个纳西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没有系统的论述。

1. 明初创建、清代扩展：木氏土司与茶马互市的制度需求

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云南，居住着依玉龙雪山而居的纳西族，其世代居住在丽江，这里有远古的生灵声、潺潺的雪水声，以及纳西族人民特有的语言交谈声。商贾云集的四方街作为古城中心，街道如蜘蛛网般向四面八方辐射。在这里，我们能从林立的各类商业铺子中，寻找到古时文化发展的影子。四方街的兴起源于木氏土司的管辖，朱元璋派兵攻克云南后，钦赐“木”姓，木氏土司遂世代经营，其中以木氏六公成绩最为卓著。“丽江古越嶲地为西藏出入咽喉，尤界极西，外与吐蕃接境”“丽江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岁输马二千五百匹”^[5]2-4，显示朝廷以丽江为茶马互市核心节点之一。这为四方街的兴起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其逐渐发展为多民族聚集的经济文化中心。早期街镇布局呈“回”字形，外围马厩、客舍，内圈摊肆，便于“午聚酉散”的日市节奏。

关于四方街是如何建立的，一说仿照木氏的印玺，象征木氏权镇四方，木氏为招徕藏商、规范马帮，按“印玺”形制修建中心广场，即四方街雏形，用以屯驻马帮、集散茶盐；一说仿照纳西族古老的龟体八卦图，四角长街为四足，中央镶五花石为龟背厚土，象征丽江古城如龟寿千秋。但这两说皆无从考证。从今天四方街繁荣的景象来看，不管寓意如何，四方街已成为承载经济和文化的聚集地，对纳西族文化的保留及传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雍正七年（1729），清廷在丽江设“茶引局”^[6]3656，四方街遂成为官方指定的“茶引”兑换点。街市西南隅特设“藏客巷”，供西藏马帮寄存驮畜；东北隅设“川陕会馆”，方便陕商交割茶叶。街巷走向均指向雪山隘口，以利马帮清晨启程，形成“市随马行”的枢纽格局。

2. 近现代变迁：四方街的功能转型

四方街作为丽江古城的中心，因商而兴，因商而盛，被誉为“活着的茶马古道”。从丽江古城的建城史来看，在隋末唐初时期，四方街就形成了“每月逢阴历初二、十六为集期”^[3]97的习惯，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早期的四方街并没有现今林立的各式铺子，当时纳西族人民大多在一个较宽的露天广场上进行商品交易，四方街还有“迎天下四方宾客”的寓意，这也预示了其经久不衰的商业文化。清代的四方街在《乾隆丽江府志略》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5]14男女商贩从不同地方赶来，每日聚集四方街进行商品交易。民国时期俄国作家顾彼得来到丽江，在此居住十年，在其著作《被遗忘的王国》中记录了四方街每日的交易景象。近半个世纪以来，四方街一丈宽的青石板两边商业铺子鳞次栉比，纳西族服饰、金银首饰、铜器、东巴纸、茶叶和各类小吃等商铺紧紧相邻，各家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今天的四方街开市一般在10∶00 左右，古城里会有叫卖声，11∶00左右游客陆续进入古城，这也符合丽江古城市集交易的传统时间规律。四方街的多数商业铺子为木质结构，如今掺杂了现代风格。四方街延伸出的几条街均依河而建，古城卫生环境的日常维护也十分到位。

1. 远古的茶文化

在木氏土司统治时期，四方街作为茶马古道的枢纽，对丽江古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茶马古道上兴起了无数城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贸易文化中心，成为连接滇藏川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大走廊。四方街作为丽江古城的代表，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一站。

丽江是远近闻名的骡马市和药市。明洪武五年（1372），明朝政府在川陕地区设立了五个“茶马司”，用于茶马交换。清初平西王吴三桂以销售茶叶为由，与西藏达赖喇嘛暗中联络，为谋反作准备。清廷由此开辟了一条由鹤庆、丽江进入西藏的重要通道，后来随着普洱茶贸易规模扩大，贸易路线逐渐形成多条分支，马帮通过这些道路运输茶叶，使茶马古道更加繁荣。“中甸、德钦等地的藏族客商，每年派有 300 至 500 匹驮马的马帮到思茅、普洱地区驮茶，北运至西康、西藏等藏区销售，时称‘边销茶’或‘蛮装茶’”^[7]。今天古城四方街的新义街作为藏族马帮们进藏和出藏的主要街道，在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的四方街上，到处都是卖茶的铺子，大多以普洱茶为卖点，按七饼为一桶售卖。这种售卖方法源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始定云南茶法，以七斤为一桶，三十二桶为一引”^[6]3656的规定。清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规定以四方街为代表的丽江成为茶叶的转销之地。四方街茶文化能够一直兴盛，与藏族、纳西族人民的饮食有重要关系，由于其食物比较油腻，茶就成为解油腻、助消化的必备之物。在四方街的忠义市场里能见到当地纳西族的自制茶，一般都是药物茶。明清时期纳西族人民一直给木氏贵族进贡自制雪山茶，其初饮时有苦味，细品过后则甜至心间。

以骡马组成的马帮走村进寨，沿途转卖茶、糖、盐等生活必需品，成为茶马古道沿线文化交流的使者，促进了古道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的茶文化能够依旧繁荣，西南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带动了丽江的地方经济发展，而且也将纳西族文化传播出去。

2. 悠久的皮革文化

在丽江古城里穿梭，你能看到当地的纳西族男子大多头戴皮帽，身着皮质上衣，脚穿皮质长靴，肩背皮包，“男女皆披羊皮”^[8]178的现象唯有在丽江才能见到。在四方街能看到很多售卖皮制品的铺子，但今天四方街销售的皮具，并不是当地纳西族的特制皮革。

马帮岁月造就了皮革的传说。在茶马古道上，马帮在滇藏之间来往运输货物，长时间的野外露宿，穿山越岭，需要耐磨的衣服、鞋子等方便携带且牢固的生活用具。为了适应马帮的生活所需，纳西族人民千百年来以牦牛皮毛为原材料，制作传统手工艺皮革制品。纳西族人民用皮革制成服饰、酒具、粑粑袋、茶盐袋等生活用具，涵盖了生活各方面。

皮革工艺作为纳西东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艺正逐渐消失，传承人也越来越少。为保护皮革文化，丽江市文化局专门设立了一座民间手工艺术馆——“手道丽江”，主要为皮革手艺传承人提供工作场所。这座艺术馆不仅向世人展示了辉煌灿烂的东巴文化，也使皮革工艺得以传承。纳西皮革制造技术在滇藏茶马古道上向西藏传播，皮革文化成为西南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

3. 响当当的铜器文化

铜器文化也是纳西族文化独具特色的代表，纳西族人家一直使用黄中带锈红的铜制品，这种铜器文化也一直流传至今。在连接滇藏的茶马古道上，马帮一直运输纳西铜器。四方街上林立着很多售卖铜器的铺子，铜器多呈美观的红色，“云南铜矿尤甲各行省。盖鼓铸铅铜并重，而铜尤重。秦、鄂、蜀、桂、黔、赣皆产铜，而滇最饶。”^[6]3666

铜器小到茶杯，大到洗漱盆，其中以丽江地方特色的火锅铜器尤为精美。丽江在土司时代矿产资源尤为丰富。“从乾隆五年（1740）到嘉庆十五年（1810），云南所产铜每年都在 1000 万斤以上，乾隆二十八年（1763）和二十九年（1764）等几个年份，云南产铜高达1400 余万斤”^[9]。铜器制作久负盛名，丽江铜器由于成色好、分量足、品种多和结实耐用，深受周边地区人们的喜爱，尤其受到藏族同胞的喜爱，他们以拥有丽江铜器为荣。丽江铜器逐渐成为茶马古道输往藏区和内地的大宗商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丽江古城里就有近100户打铜人家。

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临近春节铜器铺子的生意迎来了全年的高峰，我们能够听到卖家用不同的语言与顾客讲价。通过纳西族铜器文化探索茶马古道的文化印记，我们能够了解到纳西族人民与周边民族的贸易交往史。

茶、皮革、铜器三类商品并非孤立存在：马帮长途运输需茶以解油腻，需皮具以御风寒，需铜器以煮茶煎药，形成“茶马—皮具—铜炊”的互补需求链。四方街因此出现“前店后坊”格局：临街售茶，后坊鞣革，侧院铸铜，一条产业链在百米街巷内形成。

4. 木府贡用的东巴纸文化

东巴纸的发明是纳西族文化流传的重要原因，东巴纸文化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成为纳西族文化的主要载体。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的传承人和志本，被选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10]。在现今的四方街上，能看到很多销售东巴纸的铺子，在考察过程中，寻访到了一位东巴纸传承人和秀军。和秀军说，现如今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东巴纸并非真正的东巴纸，他所制造的东巴纸是以野生药材荛花为原料，经过熬、打、晒等工序反复加工制成的，用这种药材制成的东巴纸可以保留千年^①。四方街上的很多东巴纸铺，在“手道丽江”院落有完整的制造器具供游客体验。和秀军在“手道丽江”院落中展示了大量的东巴纸，上面画有许多精美图案，也有纳西东巴记录的东巴象形文字。和秀军的父亲是真正的东巴，能够进行求雨、祭祀等仪式且十分灵验。东巴纸作为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载体，对纳西族文化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手工制作的东巴纸，记录东巴祭祀图案，如今木府的镇府之宝大藏经，四百年前由活佛使用金粉和银粉写成，后来在东巴纸上拓版而成。因为东巴纸防潮防虫、保存时间久远、千年不腐不褪色的特点，东巴文化得以保存至今并一直流传。我们在木府看到的百卷藏经，由东巴纸制成，从西藏传入，保存的藏文至今都清晰可见。

在木府土司时期，东巴纸虽因原料珍稀而价昂，但并非仅限于“贡用”。“雪纸（即东巴纸）出白沙里，贾人购之，易茶于藏”^[5]28。说明东巴纸通过四方街流通至藏区，换取茶叶、盐巴，具备明确的商品属性。现今四方街“手道丽江”院落仍保留清末“纸马互市”契约碑，可资佐证。今天能在“手道丽江”看到很多真正的东巴纸，

因其价格昂贵，大多数游客不会购买。由于东巴纸工艺行业收入较少，和秀军每天还要出去做石活赚钱。在纳西族意识中，正如“造纸者一般为东巴，非东巴的造纸人并不受重视，往往是因为缺粮而被迫造纸以换粮、换钱或茶盐等，因而被视为穷苦人迫于生计而采取的生存方式”^[11]。而东巴纸作为纳西族历史发展的重要载体，它所记载的史实也成为现今学者了解纳西族文化的重要史料。

5. 纳西族妇女的刺绣文化

纳西族也有着自己的传统服饰文化，纳西刺绣可以算得上四方街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在四方街的每条街道上，随处可见纳西族妇女在手工刺绣，制作纳西服饰。纳西族纺织的历史由来已久， “妇女初习纺织，近来府城内外，民众纷纷仿立机坊，竞相师法，纺织之声，延而渐广”^[8]536。在四方街上见到的纳西纺织，大多是色彩鲜艳的服饰，经过店铺时，能听到木制机子梆梆的声音，这为四方街的商业文化增添了文化色彩。

纳西纺织刺绣的技术主要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丽江纳西族服饰刺绣源于古羌与原农耕土著部落文化，韵致朴拙，黑白相宜，饱含纳西人率性内敛、乐天知命的民族个性”。从中可以看出纳西族历史文化的缩影，最著名的纳西刺绣是“七星羊皮”，俗称“披星戴月”，蕴含纳西族妇女勤劳之意。在四方街上，纳西族少女和老人会穿着黑白相间的纳西服饰，在一些宴会上会盛装出席。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同周边民族的交往中，纳西族刺绣服饰由原先肩上刺两个大圆布，演变为刺七个圆布圈。七个圆盘代表七颗星，来源于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东巴经》创世纪的传说，纳西族妇女把纳西刺绣文化与东巴文化紧密相连。

1. 多种民族语言聚集的四方街

四方街作为通往滇藏的交通枢纽站，随着茶马古道的兴起，吸引了不同民族的商人前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丽江更是成了尼泊尔、印度及西藏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枢纽，至今也有不同地区的商人在四方街经商。在远古西南丝绸之路发展的长河里，四方街从古至今一直承载着不同民族商人的通商交往，四方街上也由此聚集不同的语言。马帮首领用纳西语报账，藏族脚夫用藏语对答，川商在一旁用汉语记账，三种语言在同一交易中完成沟通。这种“多语议价”模式促成了纳西语中大量藏、汉语借词，如“茶”读“ja（藏）”“银子”读“yinqian（汉）”。

各民族进行贸易交往过程中，文化也在融合。 “《清职贡图》：‘么些，今丽江、鹤庆二府皆有之。居处与齐民（汉族）相杂，性淳朴，语多鴃舌。 其读书入学者，衣冠悉同士子。’《丽江府志》： ‘么些，语带鸟音，……今则渐染华风，服食渐 同汉制。’”^[8]535“么些”是指纳西族，在不断的 贸易来往中，纳西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在一起。 四方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纳西文化得到 长远传播。如今四方街上依然散发着不同民族的 文化，随耳都能听到不同的民族语言交织在一起。

《纳西语简志》记载：“由于历史上与邻近的汉、藏、彝、白、傈僳等民族长期交往，一部分纳西族也分别通晓上述民族语言。”^[12]如今，不仅通商之人会说汉语、了解汉文化，纳西族的机关单位、学校等也都学习汉文化，使用汉语、汉字。

如今的四方街能够有多种语言与文化的聚集，与历代木氏土司首领支持汉文化发展是分不 开的。丽江木府正门右侧有一座牌坊，上面写着 “天雨流芳”四个汉字，这是纳西语音译，意为“去读书吧”。“天雨流芳”原是汉语，意为天降润 雨，滋生万物。读一部好书，对我们心智的滋养，就像天雨之于谷物的成熟，让你的心灵沐浴着智 慧的芬芳，而感觉无比的幸福和安详。作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就是这样的一部好书。

木氏首领积极学习汉文化，这一点还可以从木府所建的藏书楼看出来。“万卷楼”作为藏书楼，是木府第二大殿，也是唯一的三层楼建筑，其高度超过前方商议国家政事的议事厅。“万卷楼”显示出木氏土司首领对汉文化的重视、推崇和认同，这里有纳西族为了在夹缝（吐蕃和南诏）中求生存的政治因素。纳西族在古代有这样的说法：“东巴不进城，不进木府。”官员在府内不允许使用东巴文、纳西语，统一使用汉语、汉文字，木府从古至今发出的公文告示全部用汉字书写。明世宗用“行化边教”的匾额作为褒奖，此举寓意木氏土司在丽江推行汉文化。“楼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计，群书锓版亦能备其大要”^[13]。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仪，以丽江木氏为首云”^[14]。木氏土司对汉文化的重视，使汉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广泛传播，从上至下，从商业到文化都积极吸收汉文化。

今天考察多民族语言的四方街，了解茶马古道给四方街带来的繁荣商业文化以及木氏土司的治理方略，有助于对丽江四方街的历史文化价值形成更高程度的认知。

2. 多种信仰文化汇集的枢纽中心

四方街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汇聚了多种信仰文化，有本土的东巴文化（纳西文化）、汉文化、藏文化。茶马古道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不同宗教文化的传播，使得纳西族四方街融合着多种信仰文化。四方街北侧的“普贤寺”为汉传佛教寺院，寺内却悬挂东巴教的“署神”画像；南侧“藏客巷”设有小型转经筒，旁立汉族商人的关帝神龛。每年农历三月“东巴会”期间，寺院前广场同时举行东巴祭祀、藏传佛教跳神与汉族社火，形成 “一街三仪式”的景观。木府门前的“天雨流芳”牌坊，其汉式斗拱上雕刻藏传佛教八宝，屋檐彩绘东巴日月神，直观呈现三种信仰的共融。

在《木氏宦谱》中“木氏历代宗谱牒”^[15]七个字下面用汉字转写纳西语的东巴诵诗，记录了纳西族创世神话的开首语及远古世系。明代，藏传佛教传入木氏统治区后，其宗教体系、仪式、法衣、法器、经咒均被东巴教借用和吸收。四方街很多街道上都画有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代表着不同的寓意，展示纳西族神秘的信仰文化。东巴文化的代表作当属《东巴经》，纳西族用象形文字记载了历史渊源、神话传说和民俗故事，这对于研究纳西族的原始宗教以及纳西族的历史文化都是宝贵的材料。汉文化、藏文化能够流传到这里，与木氏土司的治理是分不开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在城西门外建玉河书院、雍正三年（1725）在城西门内建雪山书院，木公、木青、木增等木氏六公也有诗集和著述。其中关于东巴教的创世在《纳西族简史》《纳西东巴文化》和《纳西族东巴教调查》三本著作中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木高土司在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白地村白水台旁所作的《释哩达多禅定处摩崖》一诗对这一说法有了新的解释，这首诗“成为探寻东巴教教祖、东巴教性质和源流的凭据”^[4]25-28。而木仕华认为：“此摩崖可看作是纳西族文化受汉藏文化影响衍生的新形态的纳西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交合的产物。”^[16]这首诗的内容也为推断明代木氏土司对于汉文化的修养提高提供了依据。这里承载了多种文化的发展，从多种信仰文化聚集的四方街，能探讨其背后的历史图景。神秘而古老的东巴文化一直源远流长，也有着藏文化的影子，其中《大藏经》就是纳西族与藏族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至今藏族人都称木氏土司为 “东方木天王”，“诸如两件艺术瑰宝《南诏国史画卷》和《张胜温画梵像卷》的内容和画像均能反映滇藏间的宗教文化交融”^[17]。

1. 屹立不倒的木府建筑

四方街历史文化价值考察是探讨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依据。明代土司制在丽江实行后，木府建筑随之建立，从建立至今，木府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木氏土司以木府为支柱、四方街为支架，对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镇守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十四世纪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德率众归附明王朝后，木氏家族在木府世代经营，木府主要以六个大殿为主，被誉为丽江的“紫禁城”。我们可以从大殿中的代表性物件来考察其价值，在第一个议事厅大殿摆放着一张虎皮交椅，代表着纳西族土司向中央王朝表明没有独立称帝的野心。在交椅上方，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刻和彩绘，上面刻了一只四爪水龙，其寓意可免火灾。在建筑顶的两边，则是纳西族女子披在背上的羊皮披肩图案，“披星戴月”象征日月高悬、乾坤朗照的太平盛世。

万卷楼（亦称藏书楼）象征着纳西族土司好学的积极态度，护法殿等其他大殿亦是其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府是四方街的代表性建筑，对于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我们应该积极传承。正是由于木氏府邸在此建立，促进了周边民族与纳西族的交往，茶马古道的产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本土的东巴文化得以传承，纳西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认同。

从地理环境来看，纳西族北邻吐蕃，南接南诏、大理，在历史发展变化中，汉、藏、白、纳西等民族经济文化广泛交流，丽江的壁画建筑艺术融合了汉、藏等民族的艺术元素。木府建筑是纳西族与汉族建筑风格融合的象征，也是纳西族学习汉文化的代表性建筑。

2. 红色革命遗址和文人故居

1936年 3月底，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境内。同年4月24日，先遣部队到达丽江城，受到了纳西族人民的欢迎。1938年，纳西族、汉族、白族等各族人民纷纷响应抗日救亡运动，在反贪官、抗日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今，四方街的红色革命遗址已不复存在，仅保留挂牌，未能留下该事件的历史痕迹。这对于四方街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一个缺憾。

著名的纳西族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的故居就在四方街里。方国瑜先生自学纳西象形文字，赴滇西边区考察，深入佤族、拉祜族、傣族地区，编写了《纳西象形文字谱》，这是研究纳西族文字的重要著作。方国瑜先生任教于云南大学，致力于研究云南地方史，代表性著作有《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滇史论丛》等。方国瑜先生的学生纳西族学者木芹，曾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云南志补注》《南诏野史会证》《两汉民族关系史》《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等多部著作。

红色革命遗址和文人故居是四方街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物证，不仅是对纳西族历史的认知，更是纳西族文化传承的延伸。

3. 纳西古乐和东巴舞蹈

每天四方街的广场上，纳西族都会在固定的时间进行打跳，尽情展示本民族的文化。从科贡坊巷子往里走一点，有一座纳西小庭院——“天地院”，这里是纳西族为来往的游人表演纳西古乐，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场所。《丽江古乐》一般是通过多种乐器配合传诵经文。在丽江四方街考察现场体会纳西族奏响的纳西古乐，由原本轻柔的丝竹乐风会变成一种粗犷有力、如白沙古战场凯旋的感受。

现今，纳西族遗留下来的主要有世界最早的舞谱——东巴舞谱；最古老的多声部交响乐曲“热美蹉”，被选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具礼仪性和群众性的“谷迪”舞；金沙江畔的纳西劳作歌舞“呀哈哩”；迎接新社会的民间歌舞“阿丽哩”；树叶演奏的“羌笛”；部落婚姻的情歌；纳西古乐包括“洞经音乐”“白沙细乐”， “白沙细乐”被选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常用在丧葬仪式、起房盖屋、节日庆典、宗教礼仪、群众集会等活动中；“里儿巴”舞：花马国遗风十大类。纳西古乐和东巴舞蹈展示的不仅是纳西族的音乐文化，而且表达了对从茶马古道而来的商人的欢迎和庆贺，蕴含着纳西族历史文化的传承。

纳西古乐主要是用纳西语传唱，作为四方街发展的见证，古乐风格也有着不一样的变迁，从丝竹到粗犷，充分展示了纳西族的民族特点。

4. 当代传承现状与优化路径

木府建筑群：1996年地震后按“修旧如旧”原则重建，2018 年引入数字导览系统，但过度商业拍照导致壁画受损。建议设置游客承载上限，并采用OLED透明屏展示壁画数字复原，减少实体接触。

红色革命遗址：红二、六军团过丽江指挥部旧址仅剩门楼，原址被商铺挤占。可结合 AR 技术，在门楼处叠加1936 年部队入城影像，实现“虚实共生”的展示。

东巴造纸体验：2025 年，“手道丽江”院落每日接待游客 300 人，传承人收入仍低于丽江平均工资。建议设立“东巴纸保护基金”，以每张体验纸售价的 10% 反哺传承人，同时与高校合作开设“东巴纸材料学”课程，延伸产业链。

以四方街为中心的丽江古城形成独特的民族经济文化，与西南丝绸之路有重要关联。作为中原通往滇藏、印度的咽喉，丽江自唐宋就形成了一条滇藏茶马古道，促进了汉、藏、纳西、傣、白、拉祜、彝、哈尼、傈僳等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四方街自明初因茶马互市而兴，至清代成为滇藏川贸易枢纽，近现代又以旅游转型延续其枢纽功能，历史脉络清晰。其一，它以马帮需求为核心，整合茶、皮革、铜器、东巴纸等产业链，为“茶马古道文化”提供了实体样本。其二，多语言、多信仰在此长期交融，形成纳西族“和而不同”的文化范式，为西南民族史研究提供典型案例。其三，其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商业冲击、传承人断层等问题，对当前边疆民族地区“文旅融合”政策具有直接镜鉴意义，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