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遗的书写与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视角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相关成果存在“三多三少”的倾向—政策解读、逻辑推导与宏大叙事偏多，事实调查、个案积累与深入分析不足。^[1]这一现象反映出该领域经验研究的薄弱短板，而以经验研究为支撑，则可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真问题”^[2]予以有效回答，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民族历史积淀的特有文化印记与身份标识，是实现各民族价值引领、社会关系构建与意识情感联结的重要媒介，发展历程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三交”）的生动历史。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作为典型非遗，记录着民族集体记忆与“三交”的历史，生动呈现了地方文化向中华文化靠拢内聚的演进逻辑，也为各民族在传统与现代抉择中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历史借鉴，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非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联性研究正逐步兴起，但整体仍偏向在宏观层面探讨二者的内在联系，聚焦非遗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3]、非遗传承的教育导向^[4]、特定流域非遗传承与共同体意识的关联^[5]、非遗交融与共同体意识形成进路^[6],以及农业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贡献^[7]等。现有研究尚未充分关注微观个案的深度剖析，对具体非遗演化进程中与中华文化内在逻辑关联的系统探讨也比较缺乏。基于此，论文以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为个案，聚焦其在“三交”中的发展历程，剖析该项非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机制，以期拓展相关研究的微观分析路径。

二、互鉴交融：“三交”视域下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历史演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汇聚着民族交往的生动历史，“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最深层、最坚实的信仰支撑和内涵根基”^[8]。丽江^①地区有着悠久的制铜、用铜历史，虽在明朝以前相关文字记载匮乏，但通过对史料、考古遗存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跃升的重要阶段均包含“三交”的史实。正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该技艺得以持续发展。论文将整个发展阶段概述为四个时期：萌芽、快速发展、巅峰、发展缓慢和复苏，并对其演化规律进行深入分析。

（一）萌芽期：多元文化的交融底色（公元前3300—1253年）

丽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晚，但由于彼时中原政权对当地的管控有限，加之当地社会文化发展较为缓慢，截至唐代以前有关当地的人文风貌记述皆不甚明晰，幸而考古发掘勾勒出了当地早期的制铜技术轮廓。

丽江地区的原始族群开启了制造并使用青铜器的历史，永胜堆子遗址^[9]（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两汉时期）、宁蒗干坝子墓地^[10]（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前期），永胜枣子坪遗址^[11]（距今3000—4000年）等一众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铜器佐证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彼时青铜制作已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特征，如丽江坝长水马鞍山麓的石棺葬中出土的铜泡与西北马家窑文化中的同类器物相似^[12],铜柄铁刃长剑与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柄铁剑相近^[13]。

公元3世纪后，纳西族先民逐渐迁居至丽江及其周边地区，7世纪中叶继续南下至洱海东部建立越析诏，并参与到滇西北的政治军事角逐中。《云南志校释》记载了南诏王击败越析诏首领于赠，并得其家传铎矟的故事^[14]。南诏德化碑^②亦载：“枭于赠之头，倾伏藏之穴。铎矟尽获，宝物并归。”^[15]从这两段史料的记述可以推知，纳西族先民可能在唐代已掌握了较高的冶炼水平或至少与掌握相关冶炼技术的族群有过密切接触。宋代，因西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中断，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演进暂无明确史料可考。

（二）快速发展期：王朝统辖下的技术精进(1253—1723年）

忽必烈南征云南打破了其三百余年的封闭自治，元廷在丽江设通安州，隶属于丽江路，丽江被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统治，当地的风俗纪事再现于史籍。据记载，“末些蛮，在大理北，……男子善战喜猎，挟短刀，以砗磲为饰。少不如意，鸣钲鼓相雠杀”^[16]。这表明在三百余年相对封闭的发展中，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尚有一定进步，铜器也被纳西族运用到了军事行动之中。此外，相传为“元人遗音”的纳西古乐，演奏中所用的铜铎、云锣、大铙、大钹等各式铜制乐器，亦从侧面反映出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有元一代的发展。因为这些铜制乐器皆自元代以后逐渐流行于丽江地区，且最初都被广泛用于军事指挥，佐以木氏土司先祖麦良^③因胁从蒙古攻灭大理功封土司^[17]的历史记载可以推测，彼时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中，纳西族不断精进了自身的铜器制作技艺。

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30万人讨伐云南，丽江纳西族土知府阿甲阿得“率众归顺”[18],并被朝廷赐以木姓。此后两百余年，木氏土司被明廷视作“西南藩篱”加以扶持，纳西族上层自此开启大规模吸纳汉文化的历史进程，其社会、经济、文化迎来大发展，有关纳西族铜器的记述逐渐详细。有文献记载，木氏土司时期铜矿的开采已有一定的规模。^[19]往后，《徐霞客游记》中也提及：“……求往忠甸，观所铸三丈六铜像。……昧爽，大把事赍册书驰去，余迟迟起。饭而天雨霏霏。纯一馈以古磁杯、薄铜鼎，并芽茶为烹瀹之具。……已还松棚，则设席已就。四君献款，复有红毡、丽锁之惠。”^[20]这里的丽锁系丽江所产的黄铜挑簧锁，状如矩形，有着复杂精细的制作工艺。游记的记述反映出铜器已普遍运用于纳西族宗教场所与上层的日常生活。而临别时木氏土司以丽锁相赠，不仅是友谊的象征，也是对本地铜器制作技艺认可与自信的表现。此外，嘉靖铜质斩妖剑^[21]、明代铜镀金丽江土司造像^[22]都从侧面体现了制铜水平的精进，只是此时铜器仍多被纳西族贵族阶层垄断。

（三）巅峰期：“改土归流”后的产业勃兴(1723—1945年）

清中叶以后“改土归流”的不断推进，使丽江被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管理体系，木氏土司对文化、技术的长期垄断被彻底打破，大量流官、兵丁、商人、工匠等外来移民涌入丽江，与纳西族深度交流融合，推动丽江铜器制作技艺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达到顶峰。

移民群体中流官的施政，推动了丽江与内地的文化接轨。丽江首任流官知府杨馝废除当地领主制经济，编民入户、劝课农桑；后任流官知府管学宣兴建义学馆。康熙年间“汉语不通，教化难施”^[23]的状况发生转变。生产力的提高与语言障碍的破除，为纳西族吸收外来文化、技艺奠定了基础。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地区管控，清廷通过设塘汛、戍兵丁^[24],“凡一切商贾课税，尽行革免”^[25],以及拓展滇康、川康间的商贸渠道等多措并举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商人、工匠群体进入丽江，由此推动了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进一步发展。一是当地越来越多的铜矿被陆续开发出来：“回龙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盛时年出铜五六万斤，老君山盛时年出铜36,000斤。得宝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开，嘉庆年间旺时年出铜120万斤，曾专运北京。”^[26]二是当时炼铜技术亦有提高：“铜自矿中炼出，倾成圆饼，质坚实，黑色为下，高者紫色，名紫板。又加烧炼几次，质愈净，铜愈高，揭成圆片，甚薄而有边，红光灿烂，掷地金声，形色似煮熟蟹壳，故名。”^[27]充足的原料保障与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进一步精进。

近代云南开埠后，纳西族制铜业有了广阔的市场。白沙古镇、大研古城汇聚起大量纳西族制铜匠人，形成著名的“金鑫街”（纳西语称“白沙支市洛”，位于大研古城）。杨氏家族^④作为当时丽江制铜业代表，曾建立著名制铜商号“德荣昌”，所制铜器远销西藏、青海等地。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1943年滇缅公路断绝，滇藏印线成为唯一国际贸易通道，丽江作为关键节点，商贸日益繁盛。纳西族铜器凭借价格实惠、坚固耐用、造型美观等特点成为商路上的宠儿。其中，徐霞客书中的丽锁，在滇藏印贸易通道崛起的背景下，从地方传统器物转变为跨区域流通的特色商品。当时，丽锁不仅因便携实用与寓意美好成为市场热捧的商品，更因錾刻定制文字图案的服务，成为各民族和各领域人士联结情感、铭记共识的文化载体，如云南僧人素济曾定制铜锁赠予华严寺方丈宗镜，水稻育种专家黄耀祥以定制铜锁纪念送别友人^[28],这些刻有特殊印记的铜锁，既见证了丽江铜器制作技艺的市场影响力，更成为不同身份群体交往互动的实物佐证。同样的，还有纳西族的其他铜产品。它们经由马帮、藏客远销至拉萨、昌都、木里、盐源、巴塘等地。有文载：“其中拉萨各大喇嘛寺以及昌都、中甸喇嘛寺里的铜制大水缸、铜佛、用具等多数是丽江纳西族工人制造的。”^[29]最盛时期，仅大研镇一地就有四五十家铺面，从业人员多达两三百人^[30]。

这一时期，在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背景下，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迅速发展，在川、滇、藏产生较大的影响力。

（四）发展缓慢和复苏期：非遗保护下的传承创新(1945年至今）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缓慢时期。改革开放后，一批年长的纳西族手艺人开始重操旧业，而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真正意义上的复苏起始于2004年的丽江古城文化保护工程^[31]。在丽江市人民政府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的通力合作下，白沙古镇最后一个纳西族制铜世家迁至大研古镇开展工作。2013年，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32]2015年，和善均建立积善铜艺馆。^[33]

政府的帮扶与传承人的坚守让纳西族的古老技艺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开启在新时代生存发展的探索。在产品上，传承人坚持创新，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此外，传承人还借鉴藏式铜器的制作工艺以满足藏族同胞的需求。如此一来，该技艺在现代社会的实践既拓展了与外部的交流渠道，又维系了长期以来依靠滇藏贸易缔结的藏族与纳西族之间的民族情感纽带。在技艺传承上，传承人广招学徒，进一步推动了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跨区域发展。

综上，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历史演化，不仅体现了“三交”的生动实践史，更凸显了其作为推动该技艺发展核心动力的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该技艺吸纳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与技术精华，成为承载族群记忆、联结民族情感的物质载体，进而在文化互鉴中深化了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其发展逻辑清晰展现了地方文化向中华文化靠拢内聚的演进轨迹，印证了非遗作为民族情感纽带与文化认同载体的独特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鲜活例证。

三、认知深化：族群记忆构建与文化认同拓展

非遗的发展创新常源于跨族群的交往交流，并进一步深化着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族际互动既拓展了文化视野、模糊了族群边界，更让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共同性熔铸于非遗之中。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作为“活态史书”，构建了纳西族多维的族群记忆，为文化认知提供了历史根基。在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中，纳西族的文化认同也从对单一族群文化的认同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拓展。

（一）以铜为证：族群记忆的多维构建

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历久弥新，生动地呈现了纳西族文化变迁的图景，串联起纳西族从游猎、游牧到农业定居文化形态的转变，以及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互动中，认同并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族群记忆。

远古时期，丽江坝马鞍山麓石棺葬铜器遗存，讲述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历史，反映出纳西族先民的游牧和农耕文化基因。其后，唐朝与南诏史料中对于赠家传铎矟的记述，以及元朝纳西族将钲鼓运用到战斗中的记载，则映射出早期纳西族的尚武气质。明朝，无论是木氏于宗庙祭祀的斩妖剑，还是徐霞客记述的三丈六铜像，乃至土司家中的各式铜制生活用品，都反映出铜器从“祀与戎”向宗教和生活领域的过渡。滇西北商业贸易繁盛之际，纳西族铜器的风靡，更为纳西族增添了一抹商业色彩。

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丽江各族人民积极支援抗日，于1933—1945年期间，认购大量救国公债并捐款捐物，还与鹤庆县共购一架飞机用以支援前线，彼时丽江、鹤庆均为滇西北民族手工业重镇。现有资料中虽无纳西族制铜业支持抗战的直接记载，但作为彼时当地重要的拳头产品，不难推测它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刻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字样的抗战主题铜锁、“立煌营”铜锁,以及纳西族辛亥滇西起义元勋和朝选自用铜锁^[34]等，侧面体现了纳西族深度参与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反抗侵略、建设国家的共同经历，构建了纳西族更高层次的族群记忆。

随着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高度发展，铜器开始成为纳西族普通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文化意涵的表达向中华文化“以物寓情，以器传意”持续靠拢。这种趋势早在木氏赠锁的行为中便已初露端倪，彼时木氏借铜锁坚固不可开解的特点来表达自己对徐霞客友谊的珍重。而如今，随着铜器下沉到纳西族普通家庭，原本在历史上由纳西族贵族垄断的铜器开始越来越多被纳西族普通群众使用。如在纳西族婚礼上，女儿会收到来自父母及其他亲属准备的铜火盆、铜火钳、铜盆、铜盘、铜奶锅、铜锁等各种形制的铜器作为嫁妆。纳西族以铜器为嫁妆的习俗，正是借铜器“经久耐用，不易锈蚀”的特点，寄托对新人婚姻长久、生活稳定的祝愿；借铜器华丽红火的外观特征，为新人送上生活红红火火的祝福。这些融入纳西族日常生活的铜器礼俗，让纳西族的家庭观念、生活期许与中华文化的价值追求联系得愈发紧密，族群记忆从宏大历史叙事延伸到微观生活场景之中，成为纳西族普罗大众代代相传、鲜活可感的文化基因。

尽管在改革开放前后，新技术、新材料的涌入挤占了纳西族铜器市场。但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纳西族民众对铜器的使用有了回归的迹象。正如铜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所言：“纳西族对铜器的热爱早已深入骨髓，只要一点就会复苏。”^⑤承载族群记忆的非遗，总能在某时唤醒并强化族群情感与文化认同。纳西族构建并丰富自身族群记忆、融入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过程，为地方族群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提供了历史依据。

（二）共荣共生：文化认同的层次拓展

文化认同的层次拓展，是认知深化的核心体现。族群记忆的形成与稳固，推动族群文化体系与文化认同不断成熟。“我者”文化的相对成熟是分辨和区别“他者”的前提。但区别未必造成隔阂，反而会使“我者”形成超越自身的文化认同。纳西族在主动学习先进技艺、兼容多元审美的自觉行动中，既坚守了自身文化的根脉，又养成了开放包容的学习态度，从而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文化特征。这一发展历程，正体现了“我者”文化不断扩容、文化认同层次不断拓展的动态过程。

这种文化认同的拓展，首先建立在对自身文化特质的坚守之上。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对外部文化的包容性，并未消解自身的文化特质，反而让自身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比如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东巴教的祭祀仪式中，仪式所需的展啷（铜板铃）、铜钹、铜铃、耳绍（铜锣）等铜制法器的形制、功能与制作工艺历经数百年仍能被传承人熟练掌握。这些法器植根于纳西族的宗教信仰与民俗实践，是族群文化身份的鲜明特征，对这类传统器物的坚守，彰显着纳西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清晰认知，即唯有守住自身文化底色，才能在与“他者”的交流中保持平等的姿态，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奠定基础。

在筑牢自身文化根基的基础上，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将滇西北乃至更广范围的其他民族的艺术文化符号熔铸于铜器之上，完成了对自身文化认同的超越，这在纳西族历史遗存的铜器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例如，万历土司造像模仿永乐、宣德年间明宫廷藏传佛教样式，既记录了汉藏之间友好交往的史实，又将藏传佛教文化的审美融入纳西族的宗教文化体系中，成为汉、藏、纳西三个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物质见证；丽江市博物院的馆藏明嘉靖斩妖剑，作为木氏土司宗庙祭祀的礼仪器物，剑身“北斗七星”纹样与剑柄“杀鬼万方”铭文，反映驱邪扶正与敬天法祖的道教文化内核，与木氏土司府邸的道家风水布局的史实相互印证，清晰展现出纳西族对中国传统道教文化的主动接纳与认同。并且，这种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使铜器成为承载多元文化内涵的载体，让纳西族的文化认同，由族群内部的精神归属拓展为跨民族的文化共鸣。

由此可见，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发展历程，包含着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信息。从远古延续至今的技艺，塑造了纳西族鲜明的族群记忆，筑牢了“我者”文化的核心认同，又以开放包容之姿吸纳汉、藏等多元文化，打破了单一族群的文化边界，形成超越自身的文化认同。非遗所具有的文化整合功能，不仅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互鉴中共荣共生，更潜移默化地凝聚起共同的情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

四、情感升华：政策扶持与价值引领的驱动

情感升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动力。在非遗的当代实践中，这种情感升华通过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扶持与“三交”的价值引领得以实现—通过实践，纳西族对自身文化的依恋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分散的民族情感凝聚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合力，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提供持久深厚的心理支撑。

（一）政策扶持：情感升华的制度赋能

民族文化精品的生成在于“内生”与“外力”协同驱动。^[35]政策扶持这一“外力”是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复苏的核心支撑，既为技艺存续提供了系统性制度保障，更提升了纳西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向心力。

199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召开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议[36],在此会议中，旅游业被正式确认为丽江的支柱与龙头产业，随着当地风景区持续开发、交通线路不断优化，旅客数量逐年攀升，丽江旅游业发展驶入快车道。2004年，为进一步提升旅游业文化底蕴，丽江市人民政府以文旅融合为导向，将散居丽江各地的传统手工艺人集中到大研古城内，提供免费铺面，并按月发放专项补助。这一系列举措，有效缓解了这些手工艺人的生存危机。需要强调的是，非遗保护从深层上体现了对文化的根本尊重—即超越“保存”物态的表层目标，转向对文化活态性、主体性与动态延续性的维护与尊重。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自诞生之初，便与纳西族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深度绑定，铜器既是纳西族族群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是民族情感的精神寄托。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这门手艺的衰落曾让不少纳西族民众产生文化根脉将断的怅惘，而政策性保护的及时介入，不仅为技艺争取到适应时代的时间，更让这份承载着族群情感的文化遗产得以延续，从根本上抚慰了族群的文化焦虑，维系了民族情感的连续性。和善均对此颇有感触：“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做铜器的人越来越少，很多时候我都想放弃了。后来因为政府实施了一些帮扶政策，给我们在大研古镇里面提供房屋，还发放补助，人气才慢慢旺了起来。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不可能走到今天。”^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37]的颁布，为丽江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展示搭建了更为宽广的平台。中国在加入该公约后，逐步明确并构建了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盟）、县（区、市）四级非遗保护体系。^[38]2013年，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成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后，外界对其从以往单一的“旅游景观”的认知转移到了对其“文化内核”的关注上来。更重要的是，当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被纳入国家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它便从单一族群的文化标识成为国家认可的共享文化资源。这种转变，让纳西族民众在“文化被尊重、身份被认同”的情感满足中，建立起更加清晰的文化归属认知，即自身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族群的文化命运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运休戚与共。和善均也提到：“在被评为传承人后，我得到更多与同行交流技术的机会了。通过这个平台，自己更加看清了自身技艺的独特性和与其他优秀同行之间的差距。省上的、国际上的手工艺比赛我也参与了，还在这些赛事里面得了不少奖。对我来说在比赛上获奖不仅是把自己民族文化弘扬出去了，往大一点更可以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⑦

由此可见，制度赋能的核心价值，不仅是通过专项资金、体系认定等举措给技艺带来存续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尊重的制度表达，深化纳西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

（二）价值引领：情感升华的当代实践

当下，“三交”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路径，成为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现代社会生存发展的关键价值引领，推动技艺从族群专属文化符号向共有精神纽带的转变，凝聚起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从族群内部看，作为技艺传承的核心主体，传承人对自身技艺的情感更多与“族群传承责任”“纳西族专属技艺”绑定。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丽江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消费群体转变，让传承人与外来游客展开了更高频的互动。和善均说：“以前我做手工，就是按传统思维，做纳西族日常用的东西，一开始卖给游客的也是这些东西，所以也不怎么喜欢跟人交流。后来因为要提升销量，做一些游客喜欢的产品，于是我就开始尝试做一些小巧的铜壶，这个过程中就有游客来和我主动分享他们使用紫砂壶的体验，还有游客会针对我产品的缺陷提出修改意见，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我的进步就比较快了。以前我认为手艺传承是自己家的事情，改手艺可能就对不起祖宗了，但现在发现，同行的一些师傅，或者是游客很多都是真心在帮我完善手艺，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大家可以一起把这门手艺做得更好。”⑧

从族群外部看，游客最初接触纳西族铜器多为满足旅游消费需要，对技艺的认知往往停留在“特色商品”的层面。但随着与传承人的深度互动，无论是主动反馈产品使用体验，还是自己对不同地域器物的看法，都使游客对纳西族铜器的情感从消费偏好向文化共情转变。一位与传承人关系很好的游客表示：“在和他交流熟悉以后，才知道一把铜壶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才能成型，也更多了解到纳西族对铜器的珍视和喜爱。如果我的建议能帮助纳西族这项古老的非遗发挥当代价值，就是再好不过了。”^⑨这种互动并不是单向的需求输出，而是跨地域的文化平等交流与相互欣赏，它有效增强了积极的民族印象。^[39]而一些前来调研的学者，在看到传承人的传承困境后，提出了开展非遗研学活动的建议。她们帮助传承人对接资源，搭建跨地域、跨群体的交流平台，不仅推动了技艺传承模式的创新，更激发了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新的活力。有学者曾表示：“我在研究记录非遗的时候，发现了纳西族铜器制作这门古老的手艺。跟传承人一段时间的相处和交流中，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自己文化的重视和坚持。传承人的手艺让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纳西族独特的文化特征。而这门古老的手艺不仅是纳西族独有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现在如果还是靠老办法做产品、卖产品，这门手艺往后的出路有很大问题。所以我给他出了非遗研学的点子，让更多的群体能够参与到手艺的传承中，搭建一个更多人群参与的传承平台。”^⑩由此可见，一方面，外部群体对铜器技艺的喜爱、对纳西族文化的尊重，让纳西族深刻体会到自身文化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多元主体在共建共享的过程中，逐渐达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价值共识，进一步巩固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结。

综上，政策扶持与价值引领的双重驱动有效推动了纳西族的情感升华。政策在技艺陷入困境时的援助，在延续技艺生命的同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纳西族文化的尊重与保护，为纳西族对自身文化同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奠定了情感基础。而“三交”理念的价值引领，使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突破了族群与地域边界，传承人、外来游客、学者等群体的共同参与，使抽象的“共同体”的想象，真实地发生在对于“他者”技艺的肉身实践中，搭建起跨族群的情感桥梁，共同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升华。

五、结语：非遗技艺的共同体价值与展望

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通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着技术的更迭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其发展进程构建了纳西族的族群记忆，稳定了族群内部结构，在“三交”的持续推进下，纳西族形成了超越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演化过程，为该地域各民族共享精神家园的构建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在现代化转型的关键阶段，政策扶持与“三交”价值引领的双重驱动，为技艺复兴与情感升华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路径指引。国家与政府的扶持让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获得制度赋能，既充分满足了纳西族的民族情感，更增强了纳西族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向心力；而在当代具体实践中，传承人主动打破文化壁垒，外来游客、学者、研学团体等多元群体积极参与技艺传承发展，共同推动了技艺从族群专属到共享共生的转型。这一过程中，技艺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承载族群记忆和民族文化）、精神价值（凝聚民族情感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实用价值（适配多元需求和丰富文旅供给）尽皆得到了释放。

通过对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逐层剖析，可以“以小见大”地认识到我国非遗的传承演化中，“美美与共”的包容性文化内核和多民族共创共享的精神内核。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为中华文化发展创新提供了不竭动力，文化的兼收并蓄则包容了差异，增长了共性。在当下非遗的活态传承中，共有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逐步升华为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实践。总言之，非遗的形成、发展与创新镌刻着各民族互学互鉴、平等团结的历史印迹，联系着各民族的文化与情感，推动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在未来，加强对各民族相近非遗的交流与研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尤其是从具体非遗项目的历史发展脉络切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内在逻辑的相关研究愈发重要。这一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了解和丰富各类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更有助于发掘不同非遗间的共性，进而持续深化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具体需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1]何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

[2]何明：《问题意识与意识问题—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特征、来源与应答》，《学术月刊》2008年第10期。

[3]王丹：《非物质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4]普丽春、费洋洋、赵伦娜：《非遗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时代呼应与价值导向》，《中国民族教育》2023年第5期。

[5]鄂崇荣、毕艳君：《黄河流域非遗传承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经验》，《高原文化研究》2023年第3期。

[6]郝国强、赵新欣、李星莹等：《点线面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实践系列之一》，《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7]杨庭硕、吴合显：《大农业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贡献》，《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8]王丹：《非物质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9]《永胜堆子遗址》，2010年5月13日，https://www.ynkgs.cn/view/ynkgPC/1/134/view/1280.html,2025年12月19日。

[10]万杨：《云南宁蒗干坝子发现大型青铜时代墓地》，《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19日，第1版。

[11]《永胜枣子坪遗址》，2010年4月16https://www.ynkgs.cn/view/ynkgPC/1/4/view/1279.html,2025年12月19日。

[12]杨福泉：《滇川藏地区的石棺葬与纳藏两族源流之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3]木基元：《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14]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8—100页。铎矟：唐代南诏兵器名，形如刀戟残刃，多用于战斗、祭典中，以越析诏首领于赠所双持者最为名贵，后为南诏国王皮逻阁所获，并奉为传世宝。南诏六代国王异牟寻遣使访唐时，曾献其一。

[15]梁晓强：《〈南诏德化碑〉碑文排列分析》，《大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6]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93页。钲：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系铜制，形状与小型钟相似，可执柄敲击，常用于指挥军队行动。

[17]张永康、彭晓主编：《木氏宦谱（影印本）》，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18]赵心愚：《略论丽江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思想战线》2001年第6期。

[19]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3年，第183页。

[20]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4,936,941页。

[21]《东周平底罐、斩妖剑、明铜鼓……丽江博物院的一万余件文物你见过吗？》，2023年5月18日，https://www.lijiang.cn/news/wenhua/article/110678.html,2026年1月4日。

[22]孙涛：《明代丽江土司造像对永宣宫廷造像艺术的继承与融合—以白塔寺藏明代“丽江土司造”藏文款铜镀金无量寿佛像为例》，《文物天地》2022年第9期。

[23]管学宣、万咸燕纂修：《丽江府志略》，1743年，刊本，第245页。

[24]秦树才：《论雍正、乾隆时期汛塘制度在云南的发展及变化》，《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5]管学宣、万咸燕纂修：《丽江府志略》，1743年，刊本，第116页。

[26]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8页。

[27]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28]尹志编著：《丽江锁赏析》，北京：书苑出版社，2025年，第326,285页。

[29]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472页。

[30]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5页。

[31]《丽江古城保护往事》，2024年8月4https://www.lijiang.cn/article/134825.html,2025年1月7日。

[32]杨金杰：《我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2013年12月17日，https://www.ynich.cn/rule/guide/1505.html,2025年12月25日。

[33]《团结花开彩云南｜和善均：敲打出千年铜艺的新火花》，2025年8月21日，https://ylxf.1237125.cn/Html/News/2025/8/21/487927.html,2026年1月3日。

[34]尹志编著：《丽江锁赏析》，北京：书苑出版社，2025年，第406,382—383,270页。

[35]董强、任洁、滕稳稳：《民族文化精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36]和志强：《抓住机遇加快开发把滇西北建成独具特色的综合旅游区—在省政府滇西北旅游规划会上的讲话》，《云南政报》1995年第1期。

[37]《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10月17日，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ch,2025年10月17日。

[38]易玲、肖樟琪、许沁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30年：成就、问题、启示》，《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11期。

[39]张岳嵩：《民族旅游过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性认知构建路径探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注释

①今丽江市及其周边，两汉时设遂久县，属越嶲郡；蜀汉时改属云南郡。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之名始于此。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丽江府。清初设丽江军民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置丽江县。民国30年(1941年）设云南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成立丽江人民行政专员公署；1950年，改为丽江专员公署；1980年，设立丽江地区行政公署；2002年，设立丽江市（地级）。

②南诏德化碑：刻成于公元766年，现位于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碑文颂扬了阁逻凤的文治武功，并叙述了南诏、唐朝和吐蕃间的关系。

③麦良：又作阿琮阿良，是活跃于宋末元初，西南地区的纳西族部落酋长，因军功被元朝封为“茶罕章管民官”。

④杨氏原籍四川巴州，在明代，应木氏之邀，至丽江为其制作铜器。原居白沙，后迁至大研镇。杨氏家族至今已12代，约200户，但其子孙已无人从事制铜工作。

⑤被访谈人：和善均（男，56岁，纳西族，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访谈人：和福乾；访谈地点：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古镇积善铜艺馆；访谈时间：2025年1月13日。

⑥被访谈人：和善均（男，56岁，纳西族，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访谈人：和福乾；访谈地点：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古镇积善铜艺馆；访谈时间：2025年5月2日。

⑦被访谈人：和善均（男，56岁，纳西族，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访谈人：和福乾；访谈地点：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古镇积善铜艺馆；访谈时间：2025年12月20日。

⑧被访谈人：和善均（男，56岁，纳西族，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访谈人：和福乾；访谈地点：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古镇积善铜艺馆；访谈时间：2025年8月29日。

⑨被访谈人：赵先生（男，50岁，汉族，湖南游客）；访谈人：和福乾；访谈地点：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古镇积善铜艺馆；访谈时间：2025年10月3日。

⑩被访谈人：冯女士（女，54岁，汉族，某高校教师）；访谈人：和福乾；访谈方式：电话采访；访谈时间：2026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