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正如一句关于词汇学与词典学的名言所说的“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其实，在文字学与字典学范畴中，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字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不仅是汉字如此，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往往也是如此。

在我们对纳西东巴文字的研究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汉语意义为“大”的东巴文字。令我们倍感兴趣的是，这个字竟然有不下8个的异体字。更令我们觉得有意义的是：这些异体字显示了这种发展程度较汉字为原始的古文字，虽然尚未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但其异体之众多、演变之复杂，已经足以使我们感到东巴文字内容之宏富以及这种文字在普通文字学意义上的关于文字演变研究的认识价值。

此篇小文将仅就纳西东巴文字中的这个“大”字的形体演变过程作一些初步的讨论，并进而在此基础上讨论若干与之相关的普通文字学的原理。

二、东巴文“大”字的异体及其演变蹊径

李霖灿《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中，收列汉义为“大”的东巴文字有以下8个。①

依据李先生在字典中的叙述，这些异体字大致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

大，[ɖɯ³¹]，像人大腹便便之形，因而作“大”字解。或又曰此乃像胖人之形，胖人在纳西语中曰[kɑ³³ɖɯ³¹]，为“力大”之意，故由此作为“大”用，亦通。此字唯见于北地、江边一带，及若喀地域内，或作坐像，意形皆不变，过金沙江后，忽皆作。是最常见写法，丽江东巴云，此乃像中间大而四周小之形，实则此字由（大腹便便之人）演变而来。参看若干古本经典，始知此字之演变大约如下，“大”字之意念抽象，无从表现，因近取诸身画一大腹之人，作，此立像，因又作坐像，此后写之者不识其原意，遂成为，颇似一件物而不似一人体，由纳西人迁徙路线，证“大”字之演变，知此说之较可征信，而“中间大而四周小”之说，未必即确实也。及至下游，又以讹传讹，更于其旁加一人字作，成一形声字，读为[ɖɯ³³]，表示得到之“得”。

由以上叙述出发，我们可以列出东巴文“大”字的字形演变图：

三、东巴文“大”字演变的文字学意义

如果我们从普通文字学或早期文字学的角度去审视上列东巴文的8个异体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一）文字变异的频发性

由于李霖灿《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中所收的字还远非全部真正被使用的东巴文单字，我们可以估计，东巴文的“大”字的异体可达10余个。虽然东巴文使用的人口与范围远远无法同汉字相比，但是在这种文字创立之后竟在形体上发生了如此之频繁的变异，这似乎是远远出于我们意料的。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纳西东巴文字至今还是一种处于早期文字向表词—意音文字发展阶段上的文字。而从上列的8个异体来看，它们的结构方式还是处于纯粹表意而不表音的阶段，同时由于“大”字是一个在东巴文中极为常用的字，我们可以相信：“大”字开始造字并发生一些变异的时代，很可能尚处于东巴文还形成不久的早期文字时代。

因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断：至少在某些早期文字中，已经有了异体字现象。

上述的早期文字中可能异体字频发的状况，也可以给于我们的汉字研究尤其是汉字考释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可以联想到：既然文字学研究已经证明甲骨文与殷周金文已经远远不是最早的汉字了，那么我们在考释古汉字时就必须意识到：甲金文中的异体字当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二）文字变异的地域性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各地的东巴经典，就会发现，各地经书在用字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于高山河谷地带的纳西族居住分散而交通不便，使得文字带有强烈的地域特性。例如鸣音乡的经书中繁体字较少而鲁甸乡的经书中繁体字较多。个中原因在于：两乡之间有数座高山相隔，走路尚需要六七天时间。由此限制了两地东巴互相交流，形成了它们各自的书写风格。鲁甸乡因与藏民族接触的机会多，受到藏族宗教唐卡画技的强烈影响，文字和东巴经书封面的装饰画都较为繁复。②因地域阻隔，这一变化并未影响到鸣音乡。

再者，作为一个迁徙民族的纳西族，在文字发展的历程中，各地沿袭了不同文字发展阶段的特点。李霖灿就是凭借文字地域的分布推测出了纳西族的迁徙路线。若喀地区是东巴文创制地，离若喀较近的北地就保留了很多东巴文字的初形。而离若喀较远的丽江，很多字的读音和字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些甚至变得面目全非。东巴文字，在若喀地域内还写作可识别人形的和，而到了丽江地区则变为，以致丽江东巴也难以识别其造字意图。可见，从客观上说，东巴文“大”字在不同地域的异写承载了文字的不同演变阶段。

在信息闭塞的原始社会中，地域阻隔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种阻隔对于文字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异写与异读现象的纷繁。在文字使用的实践中，这些文字变异无疑给识读带来了困难。但是对文字学者的研究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文字的差异去探索文字发生与演变的脉络。

（三）文字变异的非理据性

如果我们追溯上列的8个异体的造成理据，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除了作为初形的与其形制改变后造成的是由必然性的理据造成的以外，其余一些形体，都只能归入由于讹变而造成的异体。

由此可知，在处于早期文字阶段的文字体系中，文字处于相当不规范的状态。不规范也就意味着无所谓正体与俗体。书写者凭个人的喜好而增减笔画绝非偶然现象。文字在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变动中传承着，讹变现象也就在所难免。异体字发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讹变，而这种讹变的结果是大量的有理据字变为了无理据字。

上述的关于字“中间大而四周小”的说法之所以不足征信，也正是由于理据的佚失而造成。

因此，据上文所说，我们同样可以据东巴文的异体字的无理据状况来看待甲金文的结构研究。应该相信，至今甲骨文与金文的考释之所以未臻完善的现状并非文字学家的无能而往往是由于文字的初文与本义的较早佚失。

 四、关于汉字“大”字造字理据的初步思考

汉字中的“大”字，在甲骨文中早已出现，至今虽有较为可信的“大”字本义或理据为“正面人形”的说法，但是对“大”的取象为何用此，似各家例证尚未取得一致或趋于完善。东巴文的“大”字的造字及其变异，或多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无巧不成书，汉字与东巴文的“大”字都取象于人的正面形象，这一现象不可能不是必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早已证明，东巴文与汉字并不是两种同源的文字。

然而引起我们好奇心的是：为什么汉族先民与纳西族先民，都把正面人形作为“大”字的造字出发点呢？我们以为，目前虽难得到这一现象的十分充分的解释，但是以下几个相关的现象或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作为一个常用的形容词，“大”这个词在至少绝大多数民族文字中是一个必须表达又不易表达的词。

我们如果具备一定的早期文字知识，就可以了解到：东巴文早期文字多属于语段文字，即不完全表词的文字，其中被忽略的大多是非关键性表意的词，也包含形容词性的词汇。名词、动词是早期文字的主要构成要素，是表情达意的基础。在早期文字阶段，形容词还属于"奢侈品"，因为为它们造字颇不容易。从文字的渊源物来看，图画、符号、结绳等都不是形容词的直接来源。但是，在几乎任何文字系统中，形容词性意义的表达又是无法回避的，如表示颜色、形状、性质、状态的一些词汇。   于是，选择一个与名词有关的具体形象来为形容词造字，是十分可能采取的手段。

其次，“人”作为一个常用的名词，在至少绝大多数民族文字中是早早有了字来表达它的。而且，还往往产生了较多的由人的形象变化而成的字。无论是汉字还是东巴文字，都有这样的现象。

埃及圣书文字亦与之相似。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也经历过早期文字阶段的古文字中，用作形符的人的形象与以人为基础变化出来的形象多达几十种。即使在我们熟悉的汉字或在纳西东巴文字中，亦颇多见人的形象及人的形象的变体。

再次，无论“人”与“大”，在绝大多数民族中都是褒义词，因此在一些民族的文化中这两个词完全可能有相通之点。就拿汉字来说，虽然在甲骨文中“大”已经不记录“大”这个词，但是且看《说文·卷十·大部》:“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这说明时至东汉，人们还未丢失对天地与人的神秘联系的记忆，也还有着对“人”的崇高地位的肯定的观念。

虽然目前我们很难对这种不同源的民族文字之间的同义字的神秘关系作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文字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会有一日我们能解开这一谜团。

注释：①参见李霖灿：《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52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②参见习煜华：《东巴象形文异写字汇编》，5页，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

 本文刊于《华西语文学刊》（第1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

  王元鹿（1946—2021），著名文字学家、民族古文字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研究员兼比较文字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是国内比较文字学、普通文字学领域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曾获“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刘 悦，女，博士，山东淄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