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党中央立足新文化使命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做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是“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长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中国和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现实，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探寻中国之理，努力揭示了我国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升与国际学界的对话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语言国情作为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语言及其他相关决策的基础，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因而，语言国情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在我国，通过不同层级、不同时间、不同规模的语言国情调查，学界已经对我国语言国情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特别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语言国情研究高质量成果连续刊发出版，为构建我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近年来伴随语言国情研究向纵深发展，一支支致力于语言国情研究的学术群体也相继成长起来，成为我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队伍保障。可以说，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本文拟从何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理论内核及未来展望四个方面就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与构建展开论述。

提及“语言国情学”，以往学界多将目光聚焦俄语语言国情学。在进入21世纪以前，我国关于语言国情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俄语语言国情学框架开展并以介绍俄语语言国情学为主。俄语语言国情学的发展源于苏联20世纪70年代的俄语教学法。它是在社会语言学基础上将俄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背景下产生的，目的是提高俄语对外教学水平以及保证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研究向国外学习俄语的学生传授学习俄国文化的方法和途径。俄语语言国情学的基本理论是词汇背景理论和教学法理论，主要研究方法是对比研究（吴国华等，2001；杨仕章，2003）。俄语语言国情学更接近于“语言国情教学”“语言国情课”“语言国情教学法”或“语言国俗学”（刘庆宁，1986；王德春，1991；俞约法，1991、1993）。从学科中心理论以及内容来看，俄语语言国情学则与我国的“文化语言学”基本相同。可见，我国语言国情学的形成和发展与俄语语言国情学完全不同，二者不存在互为源流的关系。需特别说明的是，我国语言国情学不同于俄语语言国情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学者在引入“俄语语言国情学”这一概念和学科之初主要根据其构词成分直译为“语言国情学”“国情语言学”，但这些名称都并未恰如其分地体现其最本质的内容和多义性的特征（俞约法，1991）。

我国历来都有重视语言国情研究的传统，“语言国情”作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是戴庆厦于21世纪初正式提出的：“语言国情”又称为“语言使用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内的语言状况，主要包括语言分类的数量和特点、语言生活情况、语言关系、语言功能的演变等（戴庆厦，2008a）。这一概念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沈骑等，2024；张四红，2020），这标志着我国学界开始关注、探索和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话语体系。我国学者基于“语言国情”“语言国情调查”“语言国情调查研究”等学科标志性核心概念的界定，对我国不同类型语言国情的典型个案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语言使用现状及发展趋势（陈章太，2007；戴庆厦，2008a、2020；黄行，2023；李宇明，2016），论证了语言国情与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关系，并指出不同时期语言国情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热点是因时因地变化的（戴庆厦，2015；戴庆厦等，2022；姚志华，2018），强调了语言国情调查在语言国情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戴庆厦，2008a；江蓝生，2006）。同时，在回顾总结国内外语言国情调查历史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借鉴国外语言国情调查经验，呼吁在我国特别是边疆地区开展语言国情调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陈章太，1994；贾媛，2023；杨佳等，2024）。基于对我国复杂语言国情的调查研究，有学者分析了我国外语教育问题（尹枝萍，2014），有学者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如共建“一带一路”的阿拉伯国家、共建“海上丝路”的国家和尼泊尔等与中国接壤的国家）的语言国情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思考其对于国际中文教育和传播的启示（余光武等，2021；张四红，2020）。

2011年，戴庆厦等专家学者在首届中国语言学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呼吁建立语言国情学（宋晖，2011）。语言国情学是以语言国情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旨在探索一个国家的语言概况、语言关系、国民语言生活情况、语言功能的演变、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治理等状况。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开始强调并呼吁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学科、学术及话语体系。张振达、李宇明（2023）、李春风（2023）分别介绍了语言国情调查的基本类型、体系构成及系统观念。袁伟（2024）指出语言国情国力调查是国家国情国力调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语言国情国力调查具有重要意义，需坚持依法调查、守正创新和系统性原则；构建我国语言国情国力调查体系需从国家语言国情国力专项调查体系、全国人口调查中的语言国情国力调查体系以及相关全国性调查中的语言国情国力调查体系三方面着手。黄行（2023）对《世界民族语言》所涉及的中国语言国情指标数据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国内外关于中国语言国情话语体系差异形成的原因。沈骑、孙雨（2024）通过梳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国情学研究文献，分析了中国语言国情学知识体系建设的进展与前瞻，其中对“中国语言国情知识体系”进行了概念界定：中国语言国情知识体系是在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治理实践经验有了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指以中国语言国情为研究对象，在对中国语言本体结构及社会功能、国民语言生活、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治理等语言情况进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国家，拥有130多种语言、近60种不同类型的文字（王锋，2024），58种跨境语言（王莉宁等，2025）；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同一民族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语言状况，都是有差异的。可见，中国语言国情复杂，特色鲜明。因此，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要重视理论构建，还特别需要具备扎实深厚的实践基础。

3.1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

3.1.1扎实的语言国情调查是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

语言国情不仅涉及共时特征，还包含历时演变的内容。因此，语言国情调查是语言国情研究永恒的任务，还不断有新内容出现，必须时做时新；其基础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我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尤为突显。语言国情调查中的核心是实地田野调查。语言国情调查可根据调查对象分为语言本体调查及语言社会功能调查两类，根据调查语种可分为国家通用语使用情况调查、方言使用情况调查及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根据调查范围可分为全国语言国情调查、省区语言国情调查、市县语言国情调查、乡镇语言国情调查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从国家、研究机构以及专家学者等不同层面开展了百余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语言国情调查，产出了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我国建构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3.1.1.1国家层面的语言国情调查

国家层面对语言国情调查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与规划上。语言国情调查历来被列入我国国家语言文字规划之中。例如，《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一五”发展规划》就提及要重视语言国情的监测和研究；《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应分区域、行业、领域和人群开展语言国情调查，推动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列入国家人口普查和其他相关调查统计工作。《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其中，语言国情也被列为基础建设部分的主要内容，主要涉及语言国情调查、语言普查、建立中国语言数据库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在坚持遵循规律、分类指导原则中提到要准确把握我国语言国情。《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第六条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开展语言国情国力调查。

国家层面对语言国情调查的重视，还体现在由政府牵头组织实施开展的语言国情调查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7个调查组的工作涵盖17个省区，重点解决了少数民族语言结构本体的特点及方言划分等问题，同时也为后期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进提供了语言事实依据。此次调查的成果体现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民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研究人员赴5个自治区、143个自治州、县实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成果最后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1993）、《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1994）为名正式出版。1997年，国务院批准立项，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民委、公安部等9个部委协助实施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即“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2004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并于2006年出版首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0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实施河北、江苏、广西普通话普及情况抽样调查。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工作。2019年，《岳麓宣言》的发布标志着语保工程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贡献了中国智慧。语保一期工程已完成全国1,700多个调查点的调查任务，涉及120余种语言和方言，建成标准化语言资源库“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中国濒危语言志》《中国语言资源集》等也相继出版。2020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再次开展全国普通话普及抽样调查。2023年，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开馆上线，语言国情是其中的重要板块之一。2025年，我国立项实施新时代首次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该调查旨在摸清我国国民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语言能力与素养，为我国综合国力分析等提供大数据支撑，为国家层面重大决策部署提供科学的语言依据（袁伟等，2025）。同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数字中文建设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发展的意见》，明确我国现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语言资源库和中国语言资源知识图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5）。

3.1.1.2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层面的语言国情调查

我国语言国情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研究机构也开展了大量语言国情调查，补充和丰富了我国语言国情调查的成果，夯实了语言国情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少数民族语言国情调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语言国情调查之一，戴庆厦及其团队长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国情调查研究，在构建我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下面以戴先生为例展开具体论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参与且领衔开展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在戴庆厦长达70多年的语言国情研究历程中，多次参与领衔开展大规模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参加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全国民族语言大调查，负责哈尼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和哈尼文的创制工作。第二次是于21世纪初领衔开展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该课题产出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等高质量成果，包含《片马茶山人及其语言》（2010）、《四川盐源县各民族的语言和谐》（2011）、《云南玉龙九河多民族和谐的语言生活》（2014）等20多部语言国情研究著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戴先生领衔国内外高校教师组成跨境语言研究团队开展境外特定跨境语言的大规模调查研究。1993年，戴庆厦及团队初步调查研究了傣、壮、布依、景颇等十几种跨境语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跨境语言研究专著《跨境语言研究》（戴庆厦，1993）。21世纪的前20年，戴庆厦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玉溪师范学院以及泰国清莱皇家大学、老挝琅南塔师范学院等国内外高校教师组成跨境语言调查组，对境外特定跨境语言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摸清了这些语言境内外的面貌，出版了《老挝琅南塔省克木族及其语言》（2012）、《老挝普内语研究》（2018）、《中泰跨境苗语对比研究》（2018）、《中缅跨境景颇族语言研究》（2019）等著作，为强化我国边境地区的语言认同、语言安全作出了贡献。

21世纪初至今，戴先生带领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致力于云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2012年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汉藏语系诸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院，戴庆厦任院长。汉藏语研究院2013年招收博士研究生；2014年获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研究项目；2015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同年获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云南跨境语言研究”。戴庆厦带领汉藏语研究院团队立足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开展语言和谐、语言保护、跨境语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团队成员10人获批近20项国家级项目，产出《民族语文活态保护与双语和谐乡村建设研究——以云南文山马关县都龙镇为个案》（2015）、《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调查研究》（2016）、《云南语言状况调查研究》（2023）等成果。团队还承办了第47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大会、第13届国际双语学会议，培养了一批汉藏语调查研究人才，组建了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团队。

3.1.2研究队伍和传播平台是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保障

稳定的研究队伍是中国语言国情学研究成果产出的生力军，语言国情研究期刊等传播平台是运用我国语言国情研究成果，讲好中国语言国情故事的重要场域，二者形成了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保障。

3.1.2.1中国语言国情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中国语言国情研究领域两个影响较大的流派是“田野调查派”和“语言生活派”。

“田野调查派”的代表学者是戴庆厦。“语言事实第一性，立足田野，世界眼光”是田野调查派秉持的学术理念（刘岩，2022）。田野调查是“田野调查派”的必修课，每位田野调查派都具备独立调查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能力。真正有价值的语言材料多需要研究者深入田野进行融入式调查才能获得，调查语言也是学习语言，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体会到他们的语言、社会、民俗和生活，才能做好语言研究。21世纪初，戴庆厦带领团队到云南基诺山进行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国情个案调查，课题组历经一个多月与当地老乡同吃同住的田野调查后完成了调查报告《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该调查成为了少数民族语言国情调查的样板。后续该系列20多个少数民族语言国情调查报告构建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国情研究的独特话语体系。

“语言生活派”的代表学者为李宇明。“根植于中国语言生活沃土，以解决中国语言问题为己任，同时关注世界语言生活”是语言生活派的主要理念。近20年来，语言生活派集中开展了如语言生活监测、语言舆情监测、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制定与维护、语言资源的调查与保护、语言扶贫与语言助力乡村振兴、语言服务与应急语言服务、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大华语与海外华语传承等语言生活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等的系列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促进社会无障碍沟通、全面开展语言服务、提升语言能力、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发展弘扬中华语言文明等特有的研究理念与从语言生活到语言生活的研究范式（李宇明，2025）。语言生活研究20年正是我国语言学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20年。

3.1.2.2中国语言国情学研究成果传播平台的建设

传播中国声音的学术平台建设是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及根本保障。目前我国已有一些与语言国情研究紧密相关的学术专刊，如《语言战略研究》《语言文字应用》《中国语言战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等；有些高校学报开设了同语言国情相关的栏目，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学院学报》等。这为中国语言国情研究者讲好中国语言国情，传播中国语言国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和全面的中国语言国情创造了较好的平台。

我国较早开设语言国情研究栏目的期刊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该刊于2008年第3期开设名为“语言国情研究”的栏目，并将其作为刊物的重点和特色栏目加以建设。该栏目重点关注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语言问题，每期策划一个专题，刊发2—4篇文章进行集中探讨。截至2025年9 月，共策划105期，刊发310多篇文章。戴庆厦、陆俭明、陈章太、邢福义、黄行、李宇明等国内知名学者参与并全力支持“语言国情研究”专栏的建设。他们长期为栏目提供学术支持，不仅为栏目建设提供决策咨询，还多次担任专栏学术主持人。

“关注语言国情，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是21世纪国家语委关于语言国情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2004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建立；2006年出版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是我国第一次由政府部门发布的国家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截至2025年，我国共出版语言生活皮书14种，包括《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这是反映我国语言国情的重要形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还推出了英文、日文、俄文等语种的海外版，向世界展示我国语言文字政策及工作现状。这标志着中国语言国情学开启了“中国学术、国际表达”之路。

3.2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核

我国语言国情研究者在大量语言国情调查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了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核。

3.2.1语言国情研究适应现实论

语言国情是随着国情变化而变化的，语言国情调查研究应根据不同时期、民族和地区的特点来确定重点。新时期的语言国情有着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特点。以下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国情为例。

一是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国情变化快。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比例空前加大，兼用频率和兼用程度都越来越高；民族语受汉语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不仅体现在语音和词汇上，而且在语法上也有所体现。例如，云南滇西北纳西族、白族等民族兼用汉语的比例高达90%以上，纳西语和白语中的借词大量增加，语法也受到了汉语的影响（戴庆厦，2014a；和智利，2017、2022；黄昕瑶等，2024）。二是新时期满足人们语言交际的重要手段是依靠不同语言的功能互补。在我国，语言在不同层级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民族语主要在家庭和村寨内部使用，汉语方言主要在不同民族非正式场合交流时使用，普通话主要用于各民族正式场合的交流，外语主要用于和外籍人士交流或教学。兼用不同语言的人根据场合和实际要求选择具体语种才能满足交际需求。例如，丽江九河白族乡普米族人多数会使用普米语、纳西语、白语、汉语方言及普通话等：普米语主要在家里和村里使用；白语主要用于同九河白族人交流；纳西语主要用于九河及其他乡镇纳西族人交流；汉语方言主要在同多民族朋友聚在一起时使用，普通话主要在工作、就医、政府部门办事或出省时使用（和智利等，2015）。三是部分民族语和汉语方言的交际功能不同程度减弱。新时期国家通用语推广普及的程度和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也更愿意使用普通话来交流。相应地，伴随着语言使用场合的减少及使用频率的降低，有些民族语和汉语方言的功能不同程度减弱。例如，伴随普通话水平的提高，许多少数民族人们认为普通话使用范围广，他们在许多场合也更愿意使用普通话交流，而母语只在同家人交流时使用（和紫琳等，2025）。

可见，新时期的语言国情研究要适应现实，尤其要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语言国情研究应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挖掘语言国情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元素；二是加强新时期我国民族语的演变研究，解决演变过程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三是把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及汉语方言间的关系作为研究新时期语言关系的重点；四是加强对语言国情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深化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

3.2.2语言关系和谐论

我国语言关系中的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国家通用语—少数民族语言、国家通用语—汉语方言、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不同少数民族语言间，但其主流是和谐的。语言和谐研究是我国语言国情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语言和谐不仅是我国语言关系的最佳类型，也是解决我国语言关系的最佳途径（戴庆厦，2008b）。语言和谐作为构建民族和谐、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可以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语言和谐生活话语体系必须重视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宪法所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二是必须重视新时期语言和谐问题的理论研究，三是必须抓好语言国情调查中的语言和谐个案调查。

3.2.3汉语和非汉语结合研究论

我国语种丰富，孤立研究单一语言不利于科学认识我国语言特征和发展趋势。

汉语和非汉语结合研究是深化我国语言研究的必由之路，是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深化中国语言研究的必要方法。中华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这也促成了我国各民族语言相互接触融合的语言关系。此外，我国众多汉藏语系语言都与汉语有亲缘关系。这些独特的语言国情决定了汉语和非汉语结合研究的必要性。

汉语和非汉语结合研究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明确汉语和非汉语结合研究的类别及作用，其中最重要的4个服务，即服务于汉藏语比较语言学、汉语研究、非汉语语言研究、现代语言学理论建设；二是寻找和确立汉语和非汉语的语言演变链，主要寻求亲属语言演变链；三是掌握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必要知识和方法。这里所谓的“必要知识”就是作为我国语言国情的背景知识。而“必要方法”包括：（1）学会认识语言关系，辨别同源词和异源词；（2）能够排比语言现象，理出汉语和非汉语的历史演变链；（3）善于提取有亮点的专题；（4）能够广泛搜集语料；（5）能够科学区别固有成分和接触成分（戴庆厦，2012a）。

3.2.4科学保护语言论

“科学保护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是21世纪初我国根据新时期语言国情提出的语言文字政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功能和价值出现了新变化：一是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感情价值比过去更重要；二是许多使用人口较少语言的生命力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有的甚至开始走向濒危。我国历史上有不少语言走向消亡，如鲜卑语、西夏语。新时期，也有不少语言处于不同程度的濒危状态，如满语、仙岛语。正是在这样的语言国情背景下，我国宪法在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之后又提出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一新政策。

随着我国濒危语言个案调查以及对濒危语言认识的日趋加深，学界已经总结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濒危语言研究理论。一是既要看到中国濒危语言现象的存在，又不能把濒危语言扩大化。二是要积极学习国外濒危语言理论，但应切忌照搬。三是要加强我国濒危语言结构特点的研究。因为濒危语言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语言演变产生的一种新变体，所以对其语言结构演变的研究尤为重要。四是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要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根据不同语言现象制定不同的对策。例如，保护濒危语言的主要办法是抢救，如及时记录并尽可能延缓其消亡，而保护衰变语言的当务之急是改变其衰变的途径。五是要认识到抢救濒危语言是我国一项长远的、艰巨的、系统的语言任务（戴庆厦，2012b）。

3.2.5跨境语言论

我国跨境语言资源丰富，跨境语言研究不仅关系到正确认识我国语言国情、语言规划，还关系到边境安宁和国家安全。科学定位“跨境语言”概念并提出研究理念和构想是我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内核的重要内容。“跨境语言”最早见于《语言和民族》（马学良等，1983），指分布在不同国度的同一语言。戴庆厦根据跨境语言的丰富个案研究和思考，对跨境语言概念进行充实完善：“跨境语言是同一民族语言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语言变体”（戴庆厦等，2009：24）；“跨境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指跨境两地语言在空间分布上接壤；广义的指跨境两地语言在空间分布上既包括接壤的，也包括不接壤的”（戴庆厦，2014b：4）。根据跨境两国的地理空间特点，可将跨境语言分为“相连型”和“非相连型”，根据跨境两国语言具体使用人口的多少可分为“内多外少型”和“内少外多型”，根据跨境两国民族的来源能划分为“源头国型”和“非源头国型”（戴庆厦，2016）。

深化我国跨境语言研究要坚持四个理念：一是要善于从社会发展分析跨境语言研究历程；二是跨境语言研究必须有助于增强我国跨境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三是必须辩证地看待跨境两国语言的共同点和差异；四是要重视跨境语言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戴庆厦，2016）。

当前，我国语言国情研究在应用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绩。可以说，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基于现有经验，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核心服务原则、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以及提升国际学界对话能力四方面展开。

4.1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要遵循六个基本服务原则

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要遵循以下六个基本服务原则。

一是要服务于我国国家政策。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是我国最基本的两项国家语言政策，如何认识并贯彻这两项语言政策正是构建我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

二是要服务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语言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中尤为重要。因此，语言国情研究要充分挖掘和发挥语言在民族地区建设中的功能。

三是要服务于我国各族人民科学语言观的形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我国语言关系中一组重要的语言关系，正确、科学的语言观有助于和谐语言关系和语言生态的建立。我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务必着力于各族人民科学语言观的形成。

四是要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语言上的反映应该是新时期语言国情研究的新任务。

五是要服务于我国的民族团结。语通则心通，国家通用语在我国民族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通用语等语言在民族团结中的作用是语言国情研究应长期关注的课题。

六是要服务于解决中国问题。我国语言国情存在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我国语言国情研究也要为解决我国现实语言问题、语言治理服务。例如，如何处理我国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之间的关系？怎样科学保护濒危语言？怎样处理语言竞争和语言和谐的关系？

4.2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构建起中国经验的理论解释范式

我国语言国情特色鲜明，任何时期的语言国情研究必须立足我国实际。目前我国语言国情研究从我国现实出发，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例如，如何确定我国濒危语言标准的问题，戴庆厦（2015）认为：（1）确定濒危语言的核心指标应该是丧失母语的人口数量，母语使用者的年龄段及母语能力；（2）参照指标应包括母语的使用范围，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观念以及与语言使用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等。这些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即解决中国语言问题、解释中国语言成就的自主理论正是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因而我们要重视中国语言国情学构建起中国经验的理论解释范式。

4.3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坚持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

做调查、重事实既是我国语言国情学研究的传统，又是语言国情研究创新的科学方法。老一辈语言国情研究者根据多年研究经验，意识到清楚认识一个国家的语言国情是需要花大力气的，既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科学的方法。我国语言国情研究者在提炼理论的同时，也总结和完善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语言国情研究方法，如语言国情田野调查法、“面对面”深入访谈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等。同时，语言国情研究还要善于借力新技术手段。由于现代技术飞速发展，新技术能够在语言国情研究尤其是在数据分析以及提高语言国情调查的速度和准确性等方面带来好处。在语言国情调查中了解语言本体面貌时，将语言学作为口耳之学的特征和新仪器分析声学特征的能力有效结合，互相补足，能大大提高研究者的记录水平。因此，中国语言国情学研究者要在坚持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继续探索如何结合新技术改进我国语言国情研究的新方法。

4.4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重视提升与国际学界的对话能力

目前，中国语言国情学在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治理经验等方面形成了深入认识；我国在语言国情研究领域已经成功构建了中国语言国情学话语体系；中国学者要始终坚持对语言国情进行深入细致的跟踪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构建过程中强调中国特色和立场，同时注重在语言治理规划实践中的应用。未来，如何将我国语言国情研究成果转化为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为世界语言国情理论注入中国智慧，提升与国际语言学界的对话能力是新时期语言国情学研究者的重要努力方向。例如，通过加强融媒体等多样化学术传播平台的建设、召开国际语言国情学学术会议等，加快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话语和叙事体系，从而全面提升语言国情学国际传播效能。

构建具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所需”“时代所需”“世界所需”。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语言国情学研究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基于大量语言国情调查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能够解决中国语言问题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其对语言学、国情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厘清了我国语言国情学与俄语语言国情学的关系，回顾了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现有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内核，对建构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进行了分析。

我国语言资源丰富，语言国情复杂多样，开展全国范围的语言国情调查尤其重要，但难度较大，需多方配合完成。我国于2025年3月启动的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在构建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我国甚至世界语言国情研究史中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中国语言国情研究者应抓住这一契机，充分挖掘和发挥此次大调查成果的应用价值，进一步深化中国语言国情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注：原文刊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22辑。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