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说的“村”，是农耕社会沿袭下来的称呼。实际上是街道。我们四个人的家都在丽江古城市区中心地段，近在咫尺。

现在杨寿钧在中科院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杨焕典为南宁师范大学原校长。研究东巴的耆老周（已故）由中央民族大学调回丽江古城颐养天年。

1981年4月10日，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二十周年大庆上，四个分离在天南海北的乡友相聚在家乡。有道不尽的旧情，说不完的新话。

周老家与我家相距八间铺子，约30米，与我父亲文脉投缘。乡亲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周极多”，意为周先生又酸，又愚拙。他默认腐愚，自号觉痴，字炼心。看得出来他是大智若愚，满腹内秀。李霖灿说，这字号取的实在，既回敬绰号也表现出宽容、智慧的大家风范。周先生能诗会画。随时背一架风景镜箱似的照相机。那时玩相机的人十分稀少，这装束颇为时髦。

他参加西南联大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吴泽霖教授组织的“边胞服务团”到永宁（今宁蒗县）调查研究吕喜（摩梭人）及裸（彝）、苗、普米等民族生活环境及社会文化。用棉纸毛笔工工整整写了部《永宁见闻记》给我学习，征求意见。书上有朱笔圈圈点点。不知何人校阅过。我学历浅，缺乏学问，看这部书也只能一知半解，意见就提不出了。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巫”字的见解。他说：“巫者上通天，下达地的神仙矣。”巫字上一横代表天，下一横指地，中间一竖表示通天达地。两个神仙对坐，谈经论道，或者正在上情下传。他的独到见解，使我耳目一新，记得牢牢。

周先生与李霖灿、李晨岚交往频繁。李霖灿送他几幅东巴文画，他怕问罪与台湾人的交往，都付之一炬。李晨岚画《玉龙雪山十三峰》横幅。李晨岚裹入冤案后，画裁去了落款，图也没有十三峰了。我到周先生的长子家，看作品时，只见到残卷。东巴图文早已灰飞烟灭。

国昌兄叹息，他爸爸做了件错事。我不认为他错，是时代患了疯病，逼迫他忍痛割爱。我也遭受过这样的无奈。那时动辄就批判纠斗；随心所欲打砸抢抄抓。为避难，我将一部刻字版、棉纸印刷的《南诏野史》，一部线装《王临川全集》，一本《白石道情》，周霖、桑小之画隐藏在XX家。风暴平静后，我几次去取，皆回答被造反派抄走了。心爱之物就这样无影无踪。

杨焕典家与我家仅隔条滴水沟。他一家人与我家处得融洽。我称焕典为二哥。早年我们同去黄山幼稚园师从张福田先生学习古诗古文。张老师古道热肠，不取分文学费。焕典、中震、傅X等学的课深奥，我读千百千（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

肚子饿了，就去附近南门桥头曹家铺买个两面黄粑粑，麦香、皮脆可口。如果加碗鸡豆稀或掌上鸡豆粉，那就又麻又辣，人通身舒服。常忆读诗吃粑粑的日子，过得清贫，却意味无穷。

最近我给焕典邮去几本拙著。他回微信说：“你不就是顽童阿仲生吗？非常调皮捣蛋，不好好读书，玩泥巴捏人人，贪玩贪闹的骄小子。想不到你会有那样好的文采。”

我回微信给二哥：“谬赞了，我只是走投无路时，消遣消遣，自娱自乐而已。文不成体统，只是随口乱说罢了。”

见一些帖子，他已年逾九十，仍然活跃于社会活动。

杨寿钧家华屋在阿溢灿，屋后有玉水东河潺潺流过，开厨房后门便可洗菜，取水。他母亲在我家商店对门，租了间铺子，经营土杂货物。日常间洗衣晒被都来我家。八月十五制做月饼，也在我家。那时满院飘荡着纳西月饼的香甜。

寿钧比我小一岁，同为耍小龙灯、踢足球的好搭档。他运气好，云南大学生物系毕业时，恰好遇到中科院组建研究所，他们那班同学大部分配到该所。杨寿钧任研究员，成就突出，听说不少论文见之于国内外专刊。娶了个那拉氏（慈禧）后裔，可算得上“皇亲国戚”。

谁料多年之后，一个是研究东巴先驱，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成了自然科学专家。另一个呢？说来很内疚自愧，依然是一介无所作为的草民。

我55岁时，焕典二哥，寿钧小弟他们到我家祝寿。喜不自胜，酒喝高了，话说多了，彼此又一次返回少年时的快乐。

往事一去不复返。今后难得再次久别重逢。

“须知一别各东西，聚散匆匆皆成梦。”

——摘北宋·晏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