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中后期，大量纳西族移民先后进入了云南、四川、西藏3省交接毗连的藏族聚居区，他们对于滇藏川3省毗连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得到了藏族的高度认同。同时作为外来异族，他们成功契合进入了藏族聚居区，实现了与当地藏族之间的持久共生与交融。本文在系统梳理明代纳西族移民在滇藏川毗连藏区经济开发活动的基础上，探究了明代纳西族移民与藏族之间彼此认同、包容发展的共生发展机理。

关键词： 纳西族移民   滇藏川毗连藏区   经济开发   包容共生

本文所关注的滇藏川毗连藏区是指云南、四川、西藏3省区交界的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川西南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昌都等地区为主体构成的区域。这个区域是连接中国西南与西北民族地区的“藏彝走廊”的中转区域，同时也是通向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门户区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区位条件。区内主要以藏族为主体，纳西、汉、白、彝、傈僳、普米等民族共生于其中，是中国康巴藏区的核心组成区，一直以来该区域对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自明中期以来，实力逐渐强大的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以为明王朝守疆拓土为首任，不断向滇藏川交界边区这个尚处于“王化之外”的藏族聚居区进军。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经营治理中，对这个区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丽江木氏纳西族土司与滇藏川交接地区藏族土司间爆发了长时期战争。在前后长达180多年的拉锯战中，木氏土司自明宪宗成化年间以来，到明代万历后期已经完全控制了滇藏川边区，称雄于康区南部，其势力范围北达今四川巴塘北面的义敦，西到西藏的左贡、芒康一带和云南怒江一线，东至四川木里及其附近区域，其主要范围即今天滇藏川3省毗连的藏区。

万斯年先生认为，丽江木氏之向西北、东北和北面伸张他们的势力，是由木嵚开始的。¹ 木嵚，明天顺年间人。从明天顺六年（1462）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长达180多年的征战，旷日长久。面对藏区广袤的土地，丽江木氏土司为了实现新控制区的长治久安，采取了整村移植的方式，来实现人口分布势力的相对平衡。于是，“惟至明季，确经丽江木氏移民渡江作大规模屯殖”。² 因此现今存留或是有踪迹可寻，镶嵌在藏文化海洋中的纳西族村落或是藏化后的“绛巴村落”³，几乎都是在明代木氏土司时期以整村移植的方式从丽江及其周边地区搬迁过来的。据四川乡城县热贡村村中长老介绍，其先辈讲他们整个村的人都来自丽江七河一带。从热贡村的村民家家户户出手艺人，精于木工和彩绘彩塑而且手艺精湛，号称“康南手艺人拜师之地”等情况来看，与七河乡当地纳西族同样精于手艺情况相近似。今西藏芒康县上盐井纳西民族村落，自称其先祖是从丽江拉市海一带整村移植过来的，专门负责从事澜沧江边的盐业开发，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四川省甘孜州得荣县白松乡有3个纳西族村落，这3个村落是由其中之一的门扎村演变而成，而门扎村的来源却是明代时从丽江坝子的白华一带整村迁徙而来的。

为了巩固统治，木氏从当时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滇西北的丽江等地征调了大量纳西族先民，奔赴中甸、维西、德钦、巴塘、芒康等滇藏川边区，建立了大批纳西人聚居点，以此加强对征服地区的统治，使这一时期成为纳西族先民在滇藏川边区分布比较广泛的一个时期。对于明代纳西族移民的数量问题，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有的学者根据口碑史资料还是作出了一些估计：藏族学者格勒博士认为：“据1954年开展民族识别时，有人提到纳西族曾经在甘孜藏族地区最少有五千户以上，这个估计丝毫不过分，尽管现在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纳西族人数不多。”⁴另一位四川学者赵心愚博士则认为在木氏土司强盛时，迁徙到川滇边藏区的纳西人应多达数万甚至更多。⁵ 

明代的这些纳西族先民被木氏土司征调迁徙到滇藏川边区后，依据木氏土司的统治需要，主要从事开垦荒地和矿产资源开发。

1、纳西族移民的农业生产活动

元代以后，丽江纳西族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均取得了长足发展，纳西族也逐渐从一个半农半牧演变成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的民族。明代中后期，纳西族移民移居康南等地以后，同当地藏族人民一道，为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纳西族人善于修沟造田，打墙建屋，种植水稻。现在巴塘东南区的大片梯田即在纳西人的带动下开出的。广大的纳西族人民却对开发巴塘，发展巴塘的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⁶ 当时纳西族人开辟的梯田主要分布在巴塘一带的白松、中咱、中心绒和今日巴塘城的城郊一带。他们改造梯田，开挖水渠、广修水利，仅在白松乡就开挖了6条大堰。⁷ 自明代以后红米就一直成为这个地区充当粮税交纳的主要农作物。⁸ 明代纳西族人还带来了一些较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据民间传说，明季，当地藏族多使用硬质木做成的犁铧犁地，纳西族带来了丽江铁犁，使耕地的深度和速度都有了明显改观，当地人叫这种犁铧叫‘绛肯’（即纳西犁铧）。”⁹ 纳西族移民精耕细作种植红米的农业文化，至今在巴塘藏族的农业观念形态上也依然有一定影响，巴塘藏族称秋收为“巴拾来”，当地一些老人讲，这是纳西语：“巴拾”即指红米，“巴拾来”意为收红米。¹⁰ 

明万历年间，丽江木氏土司沿冲天河进兵今凉山州木里县一带。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木氏土司的纳西族移民和当地土著一起，“开垦荒山，兴修水利，筑埂造田。水洛、东子等地所造水平梯田，至今犹存。”¹¹ 纳西族移民在当地开垦拓植，引进了乔麦、圆根等农作物，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¹² 明末清初木氏土司势力退出了木里一带后，不少纳西族移民选择留居在木里的俄亚一带，并逐渐发展成一个纳西族聚居区。根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相关记载，木里俄亚一带的纳西族依然有较大规模：“木里卧亚（即俄亚，笔者注）有摩娑四百家，设官官之，由木氏世袭，以木天王遗裔也。木天王……强悍而敏慧，木里永宁一带均受其统治。开矿、垦田、筑碉诸端，迄今规模犹存，深印人心。”¹³ 从简单的“深印人心”这4个字，可以看出明代纳西族移民的对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云南中甸（今香格里拉县）在明代以后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纳西族移民与当地其他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由于当时中甸一带可耕地资源丰富，所以纳西族移民进入后与当地藏民一起掀起了一股开渠引水、开荒种殖的热潮，以至于中甸民间至今仍有木天王时期“犁把子丢失于荒山”的种种传说。¹⁴ 香格里拉的东旺乡地处川滇交界区内的交通联结孔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木氏土司曾大力经营东旺，并曾移植大量纳西族安置在该地，并把当时纳西族通过对外族联系获得的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东旺，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¹⁵ 时至今日，当时流传的不少农业耕作技术依然是本地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依靠。当时的纳西移民不仅把水田耕种技术引进迪庆藏区，同时还把核桃、蚕豆、玉米等作物及种植术带了进去；撮箕的制作和使用也传到藏区；至今中甸的藏族对上述农作物的种籽及生产用品，都还用纳西语来称呼，足以说明上述物品是传进去的。¹⁶ 在已逝云南藏学家王晓松先生的陪同下，2005年10月中旬笔者曾在今小中甸调研走访，据当地村民的介绍，明代木氏土司经营小中甸一带时，为了鼓励生产，曾免费给当地藏族和纳西族农户提供种子、耕牛、农具等生产物资，还组织大量人力修渠引水，兴修水利，一些地方引水用的还是精致的铜制管道，此外，对垦荒者所开垦土地只收取象征性的一点赋税，用以表示对木氏土司的归属和忠诚。对于木氏土司的经营开发活动，中甸当地学者也给予了较客观地评价：“木氏土府在他经营中甸的150余年时间里，一方面加重了中甸藏族和纳西族百姓的生活负担和经济负担，同时也促进了中甸农牧业、矿业和滇藏贸易业的发展，为清代达赖喇嘛在中甸立市和清代中甸的兴起奠定了基础。”¹⁷ 

2、纳西族移民的矿产资源开发活动

在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的盐井等地，明代纳西族移民进入到此地后，积极从事盐矿的开发和采掘，使盐井地区成为明清时期滇藏川交接区域最主要的产盐地之一。时至今日，整个当地盐场中最大的34口盐井的名称，依然沿用着纳西语称谓。¹⁸ 至1954年时盐井宗仍有“摩些族人有62户”。¹⁹ 1985年1月，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盐井纳西民族乡，这也是西藏藏族自治区惟一的一个纳西族民族乡。

明嘉靖年间，在中甸天生桥金矿、木里俄亚金矿、安南东炉房银矿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木氏土司调集民夫大规模开矿采炼金银铜矿，而且积极革新传统技艺，吸收内地的先进工艺，同时大力“招引来内地大批汉族、回族和白族工匠，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²⁰ 据说，明王朝在北京建十三陵时，木氏土司曾向朝廷捐献金银300多万两，其银两就多产自中甸。²¹ 虽然这个数目未必可信，但是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木氏土司在中甸等藏区开发矿产、采炼金银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

除了农业和矿业，康南地区的民间手工技艺也在纳西族移民与当地藏民的密切交往中逐渐进步提高。热贡村是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青德乡的一个自然村。根据课题组2005年的实地调查得知，历史上，热贡村是明代云南丽江纳西族大量进入康南藏区的中转地，纳藏文化曾在这里汇聚交融，因此该村的手工技艺文化丰富，且与藏区其他村寨手工技艺相比，自身特色较浓。该村不少村民也认为自己的手艺活之所以精细优良，是因为祖上是来自云南的纳西族工匠。热贡村全村至少有70%以上的人家从事手艺活，有的甚至一家老小都在做。所从事门类主要有唐卡制作、木工装饰、寺庙泥塑等。人称康南地区手艺人的“拜师之地”。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从丽江、鹤庆等地组织大量移民进入滇藏川交界区，是该地区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族际间人口流动高潮，这次较大规模的以纳西族移民为主的族际互动，对于促进该区域的民族接触与融合、文化传播与互动、族际联系与经济开发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快了藏彝走廊地区的边疆建设进程，是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通过族际互动促进区域开发的典型事例。作为外来者，康南地区的藏族时至今日，对于丽江木氏土司及纳西族移民还怀有深深的敬意。

木氏土司赢得了藏族僧俗各界的敬重，“尊称其为‘木天王’或‘三赕杰波’，甚至提高到了神化的地步，除藏区有许多有关木氏天王的神话传说外，从东至打箭炉，西至察木多以南，各寺院均塑有其塑像于正殿，称为木天王殿。”²² 在今天的四川省甘孜州得荣县和巴塘县一带盛行的弦子舞（俗称巴塘弦子，笔者注），其中有一首流传已久的老弦子词——“里里甲英”，主要内容就是歌颂明万历年间纳西族部落首领司郎绕登（即明万历年间丽江木氏土司木增，笔者注）的妻子。²³民国年间在康滇地区游历调查的任乃强先生在总结开辟康滇间地区历史发展的三大动力时，曾将纳西族在这个地区的历史开发活动列为首位：（摩些）“创文字，立制度，兴教化，约束附近诸蛮，隐然为一帝国。此开辟康滇间地之第一动力也。”²⁴ 并且发出这样的感概：“摩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民族也。”²⁵

纳西族移民的经济生产活动与当地藏民之间形成共享互补型共生结构。这是长期以来纳西族移民在康南藏区能够实现土著化，并与当地藏民相互交融、包容共生、共同发展的主要发展动力。

1、河谷区和山区并邑同耕牧的交错共生地理格局

明代纳西族移民进入到滇藏川边区的藏族聚居区，发挥自身精于农耕的优势，主动选择聚居于相对低海拔的河谷地区，与主要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以牧业为主的藏族原住民之间形成二元互补的生产形态，形成了并邑同耕牧的交错共生地理格局，从而避免了彼此之间因土地资源的重叠利用而引发深层次冲突的可能。

今天的西藏芒康县盐井纳西族乡、四川得荣县白松乡、四川木里俄亚纳西族乡等纳西族移民后裔的聚居村落，在聚落地理形态上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海拔相对较低的河谷或沟渠区域。根据2005年和2009年我们到甘孜州理塘县调研时了解到，明代丽江纳西族移民进入到今理塘县一带后，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的理塘河河谷地区，如理塘县木拉区的上木拉乡、中木拉乡、下木拉乡和拉波区的拉波乡、麦洼乡等。这些地区均为海拔高度在3300—3600米的高山峡谷区，纳西族移民在这些地区主要从事农耕，而当时理塘一带的藏族主要分布在海拔更高的高山草原地带。至今，理塘河沿岸还残存着一些石碉房屋和农业灌溉用的水渠痕迹，即是纳西人留下的遗迹。²⁶ 稻城县东义区的巨龙村，曾经是纳西族移民的一个集中分布区，根据《稻城县地名录》的记载，“巨龙，系藏语（应读为‘绛让’）”的译音，意为纳西族沟，历史上为纳西族地。”²⁷

纳西族移民大规模进入到藏区，以藏人一般不进入的河谷地带为主要聚落区，广泛而普遍的与当地藏民交错并居在一起，打破了康巴藏区藏民族传统的分布边界，原先一个个相对封闭的藏民族地域，破解分割为纳藏共居的开放流动型交融区。在这个纳西族移民浪潮及其土著化过程中，纳西族移民社区并未悬隔或是孤悬脱离于当地民族社会，而是“扬己之长、重人所需”，主动选择与当地民族社区相互交错聚居在一起，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并存共生地理格局。这就确保了纳西族移民与藏民族之间有了和谐并存的地域基础，为有效促进了纳西族与藏民族之间交融共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地理条件。

2、以日常生活物资交换补给和生产技术交流传播为纽带，形成了互通有无、互促发展的利益共生链

滇藏川毗连藏区，山高谷深，大小坪坝交错其中，资源环境条件禀赋的差异性，既导致了民族生产文化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山区与坝区、牧区与河谷之间的民族之间物资交换与商贸交流活动的密度与深度。历史以来，以牧业为主的高海拔藏区由于地域条件的限制，出产物有限，难以完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对处于较低海拔、物产相对丰富的农区普遍存在着生活物资补给依赖或是交换需求关系。明代以来屡屡见诸史端的藏民长距离频繁南下奔袭进入金沙江中游河谷区抢劫骚扰事件的背后，以及这个区域山区和河谷区农户之间互助交换关系——“乃仓”²⁸ 的曾经广泛流行，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正是高寒牧区和河谷农区之间的利益博奕关系。农牧区之间为了生存必须进行必要的产品交换，但是长距离高昂的交易成本往往抑制了交换需求关系的发展，从而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当地藏族社区突破地域局限的自我发展能力。

明代纳西族移民进入康南藏区以后，在河谷地区除了种植小麦、水稻（红米）、荞麦、元根等粮食作物外，同时还推广种植了蚕豆、鸡眼豆、核桃、苹果、辣椒、萝卜等果蔬类农作物，丰富了康南地区的农作物品种，同时也逐渐丰富了当地藏民的日常生活物资补给。种植业的发展、农产品的渐趋丰富，使得高海拔牧区藏区农户以往远距离才能完成的生活物资交换，而今可以在较短的距离内实现，拓展了藏区农户物资补给的来源渠道，同时也降低了以往长距离交换活动的高成本代价。伴随着纳西族移民对于高原农业种植技术和灌溉技术的使用和推广，在巴塘、得荣、理塘、乡城等藏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得到了传播与交流，生产力实现了新变革，种植业开始逐步在社会经济中占居重要地位。现今的巴塘被人们誉为“塞外江南”，其农业经济之发展，纳西人功不可没。²⁹  

茶叶自唐代以后，逐渐成为藏族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纳西族移民进入到滇藏川交接地带的藏区以后，以丽江为中转枢纽，利用自身与滇南产茶之地的联系，将滇茶运往新移居藏区销售，以满足藏区群众对于茶叶的殷切需求。因为长久喝的茶都是纳西族人供给的，所以时至今日，滇藏川边区的不少藏族村寨依然把来自云南的茶叶叫做“纳西茶”。

由此，当地藏民与河谷区的纳西族移民之间形成了一个生产生活物资补给和交换的利益共生链，奠定了互补共生、互促发展这一良好关系的物质发展基础。

3、拓展了藏区与周边民族区域间联动发展的新空间

为了进一步打通丽江与新占领地区的联系以便加强控制，木氏土司调用纳西族移民和当地民夫开通了丽江与中甸、得荣、盐井、乡城、巴塘、理塘、木里等地之间的多条交通运输线，并在这些重要干线上先后修建起了横跨澜沧江等江河的你那天接黄金桥、三巴丁佉铁索桥和盐井水镇桥等。³⁰此外，木氏土司修建的桥梁在其他地方也还有不少。如在流经四川稻城和木里一带的水洛河边也修建了铁索桥。根据《木里政教记大事记摘抄》记载：“稻城阿称家开来许多兵马，驻扎在水洛河边木天王经手修建的铁索桥边，要攻打木里。”³¹ 

借助于这些新开辟道路和跨越江河的桥梁，纳西族移民和当地藏民一起还积极拓展了滇藏川交接区之间的商贸交流渠道。“木氏统治时期，还使这一地区的市场和商品流向形成一个传统的经济区域，滇商每年从丽江、中甸运来茶、糖、铜器、铁器、粮食等到康南及江卡、盐井地区销售，并从当地运出羊毛、皮革、药材等商品”。³² 这一时期，藏区商人进入滇西北地区进行贸易的也不少。根据中甸县的有关藏文历史档案记载：“建塘独肯中心属卡松杰者，自其祖辈松杰衮以前，纳西王统治时期，即为藏商之房东，对藏商多有帮助。”³³ 其家对“所有藏商，备极优礼关照。”³⁴ 对于明代木氏土司和纳西族移民对于推动滇藏川边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影响，云南藏区本土学者潘发生先生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到明代时中甸地区兵来商往，驿运不断，随着木氏土司势力的扩充，贵族与僧侣之间，滇商和藏商之间，百姓和商旅之间的接触、交往和贸易越来越频繁起来。”³⁵ 

4、以藏传佛教信仰为纽带的文化认同

事实上，自明代以后，滇藏川交界区域不仅形成了一个地缘经济联动发展的经济区域，更突出的是丽江以及迁移进入滇藏川边藏区的纳西族聚居区与康南藏区之间形成一个噶玛巴教派传播浸润的文化圈，与滇、藏、川、青等藏区间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传播交流为载体的更形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丽江木氏土司依循“以其俗而柔其人”的治理方针，在新占领区大力推行藏传佛教，积极扶持各教派，广修佛寺，努力获取各地藏民的认同。同时，也在丽江以及藏区内的纳西族移民村寨推行藏传佛教，促进了康南藏区藏民族的整合形成过程。在以藏传佛教信仰为族群认同重要纽带的藏民族心目中，丽江已不再是藏文化的“化外之地”，而是同一文化圈域中的组成部分；纳西族已经不再是异族征服者和资源掠夺者，而是具有相同信仰、彼此命运相系的兄弟民族。一直到今天，藏民族依然将同样有藏传佛教香火传续的纳西族视为兄弟，不以外族视之。以藏传佛教的传播和信仰尊崇为动力，促进了纳西族移民进入广袤藏区之后与当地藏民的共生关系形成发展及至土著化进程，同时也加速了纳藏民族之间的融合进程。彼此文化边界的模糊与整合，成为纳藏民族之间包容共生的重要基础。

注释：

1.万斯年：《明代木土司及其治下之丽江考略》（未刊稿本）1944年，第43页。转引自木仕华：《丽江木氏土司与鼠罗关系考略》，载《纳西学研究文集》（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段绶滋等篆修：《中甸县志稿》，1939年稿本。

3.虽然一些纳西族村落已经藏化很久，但是当地藏族依然在称谓上有较明显的差异。如乡城县热贡村，该村几乎已经完全藏化，村民们也以藏族人自居，但是附近藏族村落依然习惯称热贡村为“绛巴村”，意为纳西族人的村子，以示有别。

4.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5.赵心愚：《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

6.张玉林：《巴塘历史沿革漫述》，《康定民族师专学报》（文科版），1990年第1期。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甘孜州志·民族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5页。

8. 杨嘉铭、阿戎：《明季丽江木氏土司统治势力扩张始末及其纳西族遗民踪迹概溯》，《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8辑。

9.杨嘉铭、阿戎：《明季丽江木氏土司统治势力扩张始末及其纳西族遗民踪迹概溯》。

10.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木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12. 刘龙初：《四川木里藏族县俄亚乡纳西调查报告》，《四川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13.民国盐源县县府报告《木里记》，载《川康边政资料辑要》，民国二十五年国民政府成都行辕编印。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中甸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46页。

15.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16.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17.潘发生、潘建生：《中甸经济贸易发展史》（初稿），《迪庆州志》1991年第1期。

18.陶占琦：《西藏盐井纳西族的发展现状及其宗教信仰》，《西藏研究》1999年第2期。

19. 《盐井宗社调材料》，1954年5月25日，昌都地区档案馆馆藏档案。转引自王川：《西藏昌都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20.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中甸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578页。

22.段志诚：《中甸政教合一制度的历史演变》，《中甸县志通讯》1992年第2期。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得荣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2页。

24.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民国二十三年新亚细亚学会出版，第331页。

25.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民国二十三年新亚细亚学会出版，第318页。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理塘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27.转引自杨嘉铭、阿戎：《明季丽江木氏土司统治势力扩张始末及其纳西族遗民踪迹概溯》，《甘孜州文史资料》，第18辑。

28“乃仓”关系一般是藏族牧区寻求交换者到农区某个村寨后，看上某一家，便会主动上门寻求借宿，在进一步交往中相互取得信任后提出交换要求，如交换关系得到双方认可便可结为“乃仓”，以后凡是需要交换物资路过此地，都可投宿其家，并与之进行物资交换。如果这个主人家没有可交换的物资，也可代为居中与村中其他人家交换。“乃仓”关系一旦结成后，至死不移，甚至代代相袭，除非主人家提出解除关系不再同意接待。笔者注。

29.林俊华：《康南纳西族文化的由来与变迁》，木仕华主编《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30.《丽江木氏宦谱》，《纳西族社会历史资料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31.刘先进：《木里政教大事记摘抄》，《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

32.陈汛舟、陈一石：《滇藏贸易历史初探》，《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

33.《七世达赖喇嘛给土司松杰的执照》，《中甸县藏文历史档案资料辑录译注》，中甸县志编纂办公室1991年。

34.《拉萨春科别颁给土司松杰的执照》，《中甸县藏文历史档案资料辑录译注》，中甸县志编纂办公室1991年。

35. 潘发生：《中甸经济贸易发展史》，《迪庆方志》1991年第1期。

本文原载《丽江文化》2012年第5期

【作者简介】周智生（1973—2023），男，纳西族，云南丽江古城人，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云南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主要从事滇藏川毗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