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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群育】纳西族之传统“民族观”

作者:李群育    来源:纳西话賨    发布时间:2024-03-21    访问量:59592


纳西族传统的民族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极其强烈的本民族认同感、自豪感、自信心、自尊心。二是具有十分自觉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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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纳西人来说,不论你走得多远,不论你身处何时何地,只要听到一句“纳西若命”,一声“阿瓦勒”乡音,便立刻拉近了与故乡时空距离,顿时产生血浓于水的亲近感、温暖感。

“思归常梦虎跳峡,望远总想玉龙山。”是少小离家,到北京、广州、香港游学,后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工委书记的李群杰的诗句。故乡玉龙山、金沙江,山泉湖泊等山山水水,无不寄托着游子思乡之情,浓浓的民族情结。抗日战时期,木壬林(中将)从前线给家中寄来一副对联:“拔剑先平三岛国,饮水常怀九眼泉”“还我河山”。希望能挂在黑龙潭内,向故乡人民表达誓死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心和决心的同时,也念念不忘家乡“九眼泉”。

有人曾说说纳西人是“家乡宝”,丽江有个“招回山”。许多在外地已卓有成就的游子,总想回归故乡,能为故乡做些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正当丽江纳西族三千儿女在前线奋勇杀敌之际,蒋介石江浙财团在昆明扶持创办《朝报》,不仅不宣传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日救国精神和事迹,反而大量刊登丑化和侮辱少数民族同胞的文章,其中有《潘金妹》一文中称:纳西族少女“可随意与陌生男子游。非惟父母不禁,即未婚夫亦不干涉。婚时新郎探悉新娘无男友,尚引为深憾,盖由此适足证明新娘之丑陋与无能耳。” 此文刊发后,引起了在昆丽江纳西族同胞的极大愤慨,杨超然(后参加“边纵”地下党,曾任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后勤部副主任兼卫生处处长、边纵七支队第三医院院长、丽江县政府经济建设科科长、丽江专区医院院长等职)给丽江中学校长和万松写信说,见到这篇对吾丽备极侮辱的报道后“气极而筋痛者再,誓欲一雪此耻。”杨超然、余仲斌等约集了西南联大等在昆学子,在五华山护卫营等从军的纳西族同乡前往《朝报》报馆问罪。《朝报》经理王公韬不得不向丽江“全体人士告罪”,在昌生园邀请社会各界及全体丽江旅昆同乡当面道歉,并在国内外新闻媒体头版登文道歉。《朝报》事件,同样体现了纳西族视民族尊严为生命,容不得任意伤害的民族观。

自觉的中华民族认同,是纳西族民族观的核心内容。其鲜明特点有三:

其一,各民族是“同胞兄弟”的民族观。这是纳西族的胎记,是与生俱来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据世界记忆遗产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崇搬图》(《创世纪》)记载,人类遭受洪水滔天之后,纳西族先祖崇仁利恩与天女衬红褒白结婚,再造人类。他们所生的三个儿子,分别成为藏族、纳西族、白族的祖先,三个兄弟民族在这一方水土长期和睦相处。而在居住川西纳西先民的创世传说中的三兄弟则为汉族、藏族、纳西三个民族。说明纳西族把生息在同一区域及周边各民族都视为同胞兄弟。纳西族《创世纪》为代表的关于汉、藏、纳、白等各民族是同胞兄弟的理念,深刻反映了纳西族先民最古老、最朴素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成为纳西族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各民族关系的重要思想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推动了纳西族及周边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然,各民族祖先本是“同母兄弟”的传说,在中华各民族特别是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创世传说中并不少见,汉文献史料中也有不少,反映了各民族追求和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愿望与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观。

其二,“同源共祖”、“同源异流”的民族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史时期的古羌系、古东夷系、古越系均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祖先。其中的古羌人堪称中华民族最大的“族种之源”。章太炎先生认为远古时期的炎帝族、黄帝族、夏族、周族等同为古羌系民族,“今日所谓汉、蛮(少数民族),实为同种也:汉族自西方来,蛮族亦自西方来,其本族即羌。”根据众多文献史料以及考古资料,从炎帝、黄帝到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族都与古羌人有无法割断的渊源关系。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同样与古羌人有着同种同源、同源异流的族源关系。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东进到黄河流域的古羌支系与东夷支系、南方长江流域古越系九黎部等“多元合流”,逐渐发展融合,发展成为无与伦比的汉民族。而西进南下的古羌各支系则“同源分流”,“子孙分别,各自为种”,逐渐发展成为西北、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同祖同源、同源异流、多元合流、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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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也是古羌系少数民族。著名学者章太炎说“么些(纳西)者,羌之遗种也”。纳西族东巴经典中的“送魂路线”(即纳西族迁徙路线)也反映了这一观点。纳西族老人去逝后要请东巴念诵“送魂经”,指引死者灵魂由南往北一站又一站回到大西北河湟地区,魂归祖先故地。方国瑜先生研究指出:“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高原的古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中上游区域”。纳西族“送魂路线”或者说是“迁徙路线”,是流淌在纳西族血脉中“我从哪里来?”的集体记忆,也是纳西族自觉的中华民族认同历史观的突出表现。

其三,“多元融合”发展的民族观。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夷化汉”、“汉化夷”其实是中华民族“多元融合”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与突出特色。在“夷化汉”历史演变中,黄河下游的“东夷”,长江以南的“百越”,长江上游的“巴人”,北方的匈奴、羯人、氐人、鲜卑人、契丹人等部族不断融合到汉族之中,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同时,历史上也不断出现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汉化夷”、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情况。在这种“多元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就丽江纳西族而言,正是在不断与西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交流交融中发展成为现代纳西族,“多元融合”发展出的历史脉络十分清晰、特色极其鲜明。

一是纳西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其中与“仆澥”部族融合。《史记》所称的“西南夷”,是指“西夷”与“南夷”两大族系,“西夷”即南下的古氐羌族系,秦汉以来活动主要于川西及滇西北一带;“南夷”主要是南方的濮越族系,秦汉时期以滇池地区为活动中心。根据有关史料,隋唐时期丽江坝一带为“仆澥蛮所居”,古羌支系“麽些”叶古年部进入丽江之后,与当地原有的“濮澥”相融合,唐以后 “仆澥蛮”在丽江逐渐消失。宋元明清时期,丽江纳西族又不断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和睦相处。在不断交流交往相互融合之中,既有他族融入纳西族的情况,也有纳西族融入其他民族的情况。比如,明代众多迁居迪庆、巴塘、理塘、芒康等地的纳西族,后来大多数“从其俗”逐渐融入藏族等当地民族之中,史料中所称的“麽些古宗”,就是已经融入藏族之中的纳西先民。此外,纳西族自古没有禁止与外通婚的习俗,由多民族成员组成的纳西族家庭很普遍,通过与各民族通婚不断促进民族融合。 

二是纳西族与汉族融合。唐代樊绰《蛮书》中记载居住于铁桥附近的“汉裳蛮”,后来基本融入了当地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之中。所谓“汉裳蛮”,当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避战乱进入金沙江中上游地区的汉族移民,到隋唐时期其生产生活已多从当地民族习俗,但多数仍穿着汉服,故称之为“汉裳蛮”。据方国瑜先生研究,汉裳蛮“后不闻有其种,已与麽些混合,可无疑义。” 他们应是最早融入纳西族的汉族移民。元明清时期,进入丽江的汉族移民不断增多,后来也基本融入了纳西族,其中,明代来自内地的汉族军士,商贾、工匠、教师、医生、道士等汉族移民,逐渐融入纳西族,《徐霞客游记》称:丽江“国初汉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明代只有和、木二姓的丽江纳西族,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仅丽江古城内纳西族居民中的姓氏已有一百多个,除了木、和两姓,其它姓氏的纳西族均为内地汉族移民演变而来。近代以来特别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内地的汉家女子,嫁给了到内地学习工作、出滇抗战的纳西族军人等,后来随夫回到丽江,成为深受当地民众尊敬的“纳西汉邦美”(纳西汉族阿妈),她们为当地文化教育发展曾作出了特殊贡献。历史上“从其俗”融入纳西族的汉族移民,极大地推动了丽江经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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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纳西先民也不断融入到汉族之中。唐代以来,滇中、滇西均有众多纳西族先民分布,但明代以后这些远离丽江本土的纳西先民基本上融入了汉族或其它民族之中。其中,唐代迁居滇中地区的“万户麽些”后裔,到宋元时期在滇中广大地区有了很大发展。据民族学家陶云逵研究:“唐宋元时代……大姚、姚州、禄丰、昆明、瀓江、江川、玉溪、元江、保山,均有麽些人”。但到三十年代,“昆明、瀓江、江川、玉溪、姚安、大姚、保山等处,现今已无麽些(纳西族);当系自明而后,渐次被汉族等同化。”在历史长河中,同样有大量的纳西先民融入了汉族之中。

追本溯源,不论是汉族,还是纳西族等少数民族,都是在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历史潮流中不断发展壮大。神州大地上每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各民族团结互助才能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也是纳西族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民族观的一个突出特点。

结合丽江各民族历史文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要树立正确民族观的要求,要在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也要更加热爱本民族,把热爱本民族与热爱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好地结合起来。如同爱国与爱乡一样。


【作者简介】李群育,男,纳西族,1951年1月生于丽江古城。自小受汉、纳西、藏、白、傈僳等各民族团结和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文化氛围的熏陶。20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当知青,70年代到怒江大峡谷做“贸易扒”,进一步感悟到各民族自强、和谐、良善文化的魅力。改革开放后,读大学,毕业后回丽江,曾任丽江县委宣传部部长、《丽江日报》总编辑及社长、丽江市人大常委会副巡视员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州盟市报研究会会长,以及丽江文化研究会、纳西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有多种作品获全国或省级奖,编著出版有《新编丽江风物志》《一方水土》《十年一瞬间》等。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先进工作者”“全省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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