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外国学者对纳西文化的兴趣，除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教外，不少西方学者或通过亲身实地考察，或借助从各种渠道得到的资料，对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父系制家庭、亲属关系以及婚姻状况进行了研究。同时，对以永宁为中心的永宁纳西族摩梭人的特殊母系制婚姻遗俗、家庭结构与亲属关系，西方学者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法国学者巴克在其《麽些研究》一书中，对纳西族的体质特征及婚姻道德已有提及。但巴克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限制，并且由于在丽江考察的时间也相对较短，因此不可能深入了解纳西人的婚姻家庭状况。然而，像美籍奥地利人洛克和俄国人顾彼得等长期留居丽江的西方人，通过多年与纳西人一起共同工作、生活，他们对纳西人与纳西社会都有一种细微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洛克在其著述中就为读者描绘过纳西青年男女为获取恋爱自由而向世俗社会抗争的故事，他们甚至不惜以殉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忠贞爱情的追求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读者在其著述中还可以看到丽江在1723年清代“改土归流”后儒家封建礼教对纳西族婚姻家庭产生的负面影响。

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惟妙惟肖地为读者描述过20世纪30-40年代纳西社会中的家庭结构，特别是纳西家庭结构内男女之间的不同分工。顾彼得注意到:即便是在丽江父系制为主的家庭中，纳西妇女在家庭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许多方面她们甚至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顾彼得描述的丽江街旁小店，主事的多为妇女。她们在商业活动中显得十分积极、活跃，这一情形与50年后一些西方学者在丽江的考察观感已大相径庭。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更多的西方学者加人到纳西文化研究的队伍中。1964年，列舍托夫(A.M.Reshetov)在莫斯科发表了《纳西族的母系组织》一文。1971年，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高级讲师安东尼·杰克逊(A.Jackson)在《民族学》上发表了《纳西亲属称谓制、自杀和象形文字》。1977年，联邦德国的普鲁纳尔(G.Prunner)在《民族学》杂志上发表了《纳西象形文所反映的亲属制度》。1979年，杰克逊又出版了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纳西宗教--对纳西宗教经典的分析评价》，对纳西族的亲属称谓制与殉情现象作了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20 世纪 80-90年代是纳西族文化人类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时代。开放的政策，营造了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大批西方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来到云南，前往丽江进行田野调查。

孟彻理(CharlesF.McKhann)也是西方纳西学界的一位后起之秀。他在博士学习期间，曾以纳西文化的课题设计获得过多项资助，因此得以多次前往丽江，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工作。

多年来，孟彻理对人类学与历史、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象征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宗教、藏缅族群的历史及民族志、中国少数民族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为学生们开设了与上述领域相关的课程。孟彻理结合自己的教学科研，特别是凭借其长期的田野调查和频繁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所获得的资料信息，发表了《纳西宗教综论》、《论祭天仪式的时间安排和参与人员》、《纳西》、《纳西与民族问题》、《滇川交界处纳西、阮可、摩梭、蒙的亲属关系、政治制度与宗教仪式》及《对中国丽江旅游业的观察与思考》等文章。

《骨与肉:纳西宗教中的亲属关系和宇宙论》是孟彻理的博士论文。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及实地考察，最终完成了该论文，并因此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该文共分8章，第1章对纳西族的传统宗教进行了综述，第2章介绍了纳西族的祭天仪式的时间安排和参与人员。这两章已被翻译并收录于《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一书中。第3章至第8章分别描述和分析了纳西族创世神话史诗《崇搬图》，鸣音乡纳西族的祭天仪式，纳西族的宇宙观和宇宙结构论，纳西族的丧葬仪式和祖先崇拜，纳西族的婚姻制度和亲属制度，纳西族社会历史中的宇宙观和亲属制度等。

在《滇川交界处的纳西、阮可、摩梭及蒙的亲属关系、政治制度及宗教仪式》一文中，作者对纳西、摩梭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在对“鹰山村”(音译)进行个案分析后认为:研究纳西一摩梭的亲属关系、婚姻和居住模式需要考虑对照邻近各民族的习俗并研究其政治、经济和宗教制度的发展。当分开来看时，丽江纳西和永宁泸沽湖畔的摩梭习俗表现正好相反，但是若考察更大范围的区域史，则不难看出这两个地区的模式仅仅是滇川交界地区多种不同模式中的两种。完全的父系和母系是在特定地区以很强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因素为条件而表现出的一种特定的历史转换。

孟彻理还充分利用各种学术会议的机遇，积极参与学术研讨。从1988年到2000年间，他一共为不同的学术会议提交过有影响的关于纳西文化的学术论文10篇，如《纳西——汉族史及其祭天仪式的变化》、《宗教、艺术及少数民族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纳西宗教》、《中国西南部纳西族--藏族宗教的相互影响》、《四个纳西社区的婚姻仪式和习俗》、《与阿罗(A'lo)东巴的旅行:毛泽东后时代纳西宗教习俗的研究》、《中国西南部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云南丽江案例分析》等。

孟彻理多年的田野考察，使他收集到不少反映纳西文化的实物器具。1997年，他和另一位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授戴维·狄尔(David Deal)一起在惠特曼学院举办了《云之南:中国滇川藏交界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图片展》，使惠特曼学院的师生对纳西文化获得了相对直观的认识。

法国木尔多赫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的博士研究生克里斯蒂娜·马休(Christine Mathieu)通过在丽江的长期田野调查完成了博士论文《失去的王国和被遗忘的部落:中国西南部纳西族和摩梭人的神话、宗教仪式及母权制》。

全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又分为8章：《第1章 历史的争论:摩梭人的母系制与纳西族》，对摩梭人和纳西的形成作了简要叙述，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对纳西族的历代特征进行了分析，用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分析了汉族对纳西族的影响，并对象形文、家庭结构及自杀现象进行了剖析。《第2章  神圣的王权与谦恭的臣民:纳西头人谱系评述》，从纳西最早的祖先叶古年和爷爷谈起，对木氏祖先的神秘起源和木土司的家谱作了交代，并对纳西神话、传说、乱伦与儒教等也进行了讨论。《第3章  天地之间——木土司》，记述了苯教与东巴教的神秘传说、丽江早期宗教史、王权的象征、苯教与木土司家族、苯教在丽江的影响、东巴祭司、纳西萨满教等。《第4章  东巴经的起源》，介绍了地方传统与东巴经书的起源，当前对纳西东巴经起源的几种观点，对象形文字经书的争论以及哥巴经的起源等。《第5章  岩石艺术、头人与封建地主》，对岩石艺术、纳西象形文及本教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纳西政治秩序中的象形文、白地圣人和东巴象形文的发明以及纳西纳伽祭礼等进行了讨论。《第6章  恋爱、婚姻与自杀》，回顾了纳西族的殉情风俗，并对纳西及摩梭家庭结构进行了分析，还特别介绍了拉贝婚俗、遗产继承与性伙伴关系等，最后对自杀是由于绝望还是为了维护尊严进行了剖析。《第7章  婚姻、种族和王国》，对父系制下的姑表优先婚及血亲政治、神秘的家谱及母系遗风、祖先传说、祭天、水灾与王朝轮回、土司家谱及禁忌作了介绍。《第8章  殉情、儒学还是幸存主义?》，对纳西家庭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叔伯优先权与妇女地位、清代的风俗及殉情现象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是图示，共附有6个图，即纳西与摩梭领地、纳西和摩梭方言、纳西东巴经的分布、古代部落及其地理位置、洱海边上的6个王国及古代部落与女国(the Nu Guo)。此外，还附有图片，对纳西经书、奉科的纳西妇女、永宁的摩梭人、丽江的纳西人、山中的房屋--拉贝及一些纳西象形文字等进行了直观的反映。在这部分的附录中，马休还附有摩梭家庭结构、达巴简介、时空观念、灵魂和再生、摩梭谚语、释梦、纳西神话、摩梭神话、摩梭纳伽礼拜等内容。在结尾亦即全文的《第9章  纳西族谱系》中，叙述了纳西族及摩梭的起源、传说中的迁徙故事、摩梭部族的历史记载、和氏家族的起源等。

作者认为，从历史上看，纳西人和摩梭人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1949年前称之为摩梭，1949年后则称之为纳西族。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摩梭人发起了一场旨在获取政府认可其为独立民族的活动，其主要理由是摩梭人属母系制社会，而纳西人则是典型的父系制社会。然而，中国大多数社会学家仅视此为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而已，认为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既成事实。摩梭人一直保留着母系婚姻制的遗俗，而纳西人则早在唐代即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而实行父系制婚姻。西方一些人类学家对1949年以前的纳西社会进行研究，特别是对纳西社会在接受了儒家文化后所受到的各种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事实上，1723年以前的纳西社会和摩梭社会一样，是一种母系制社会，1723年纳入清王朝统治后这一情形才开始发生了变化。

马休提出纳西传统的历史与摩梭及纳西的起源并不一致，纳西族的历史是和中央王朝的封建史联系在一起的观点。马休用人类学研究的方法，把纳西族纳入到藏缅语族中来进行研究后发现:无论是在人种学、神话传说还是在政治制度和文明史上，纳藏间均有密切联系。纳西东巴教既源于藏族的本教，但也与纳西民间宗教及木氏统治阶层推行的汉族的封建礼教有关。象形文字是受当地岩石艺术和纳西纳伽崇拜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东巴经的传播与明代木氏势力的拓展有关。在纳西的婚姻习俗上，殉情现象及姑表优先婚十分普遍。这种姑表婚似乎始于1400年，此后，纳西的部族制逐渐转向中央王朝的封建制，最终出现了汉族与纳西族的互婚。纳西与摩梭具有共同的祖先，只不过摩梭人采用的是母系制婚俗。文章最后指出:摩梭人和纳西人的民族特色主要是通过各类宗教仪式及家庭结构来表现的，帝国的一些封建政治制度与当地风俗融合后形成了纳西族特有的民族特征。

白西林(SydneyD.White)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ly)的博士研究生，曾于1989年至1990年在丽江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白西林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对纳西文化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纳西族民间医学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分析了纳西民间医学中的多元文化成分。她还注意到父系继嗣、祖先崇拜、氏族外婚和从父居等现象，共同形成了丽江纳西社会结构下特有的亲属制度和婚姻准则。从性别方面看，纳西族妇女和汉族妇女一样，无论是从经济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其社会地位远不及男性。白西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观察到的丽江纳西族的家庭结构及妇女的社会地位，与顾彼得描述的 20世纪30-40年代的情形已大相径庭。

赵省华(Emily Chao)曾是美国密西根(University of Michi- gan) 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现为美国加州彼泽学院(Pitzer College)的副教授。1990年，赵省华前往丽江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田野调查。她的兴趣是纳西族的性别研究。其博士课题主要探究纳西族的两性社会角色及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社会角色的转换及变化，从而揭示纳西族社会和文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内涵和真义。1990年，她在密西根大学“人类学论集”第九卷上发表了《纳西族的殉情、宗教仪式和两性社会角色的转变》一文，讨论了在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纳西族的两性角色体系、纳西妇女在宗教仪式中的低下地位，对丽江和永宁两地的纳西族妇女角色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1723年改土归流后男尊女卑等儒家学说对纳西族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进行了分析，深入探讨了儒学思想与丽江纳西社会殉情现象的关系。

1996 年，赵省华发表了《中国西南部纳西东巴文化的发明》，全文共分6个部分:民族区别和想象中的民族，机构、特色与东巴文化，转换、净化与历史的再现，梳理纳西历史，权力、意义和市场，民族特色的真实性及其不可替代性。

赵省华试图阐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民族学的演进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作者认为，丽江地区政府为了重塑民族形象，发起了一场旨在强调民族特色的运动，其核心是重新认识纳西族东巴文化。作者指出，由于纳西官员和学者充分意识到了宗教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中的危险性，因此他们聪明地使用了“文化”一词来替代“宗教”，巧妙地完成了从“东巴教”到“东巴文化”，再到“纳西文化”的过渡。因为不少纳西学者都意识到，只有除去传统东巴教中的不利成分，如封建迷信的东西，才能达到使纳西族成为一个好学、文明和先进民族的目的。作者认为，这种变化正好可以解释纳西妇女和山区纳西人通常被视为纳西族不同文化的代表的原因。

目前，丽江重塑纳西族特色的各种举措，显然与当地政府力求扩大其影响的目的紧密相关。早在1981年，有关部门即在丽江建立了附属于云南省社科院的“东巴文化研究室”，后改名为“东巴文化研究所”。东巴在纳西社会中逐渐被赋予了学者和智者的身份，东巴经也被视为古代纳西族的“百科全书”。近年来，丽江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弘扬了传统文化，而且极大地推进了丽江国际旅游业的发展。纳西人成功地利用昔日的辉煌来为现实服务，同时还强化了纳西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理念。

赵省华还对丽江地区历史上东巴与桑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并对当代市场经济压力下纳西文化面对的挑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纳西人成功地发明了一种文明模式，创造了一种既接近汉族文明而又有别于汉族文明的纳西模式。在“纳西”这一范畴内创造出了一个“文明空间”，那就是成功地在纳西妇女及山区纳西人身上作了文章。当东巴文化的文明空间为纳西知识分子和所有的纳西人赢得荣耀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东巴文化的代表。相反，是那些山区纳西人代表了活着的东巴文化。东巴文化的创造者们试图通过重现纳西古老的文化，特别是东巴文化来提高纳西文化的地位，同时也通过汉文明对纳西人的影响来提升“纳西文化”的地位。根据纳西学者的观点，真正能代表纳西文化的东西应是那些存在于农村的东巴文化，正是在山区远离汉人影响的地区，根植于东巴习俗的一些文化特征才更易被接受。作者还指出，由于老东巴及东巴经越来越少，因此纳西官员和学者很有可能进行全面合作，以挽救纳西人这些宝贵的财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先前未曾对外开放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诸如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一些乡村，以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资源吸引了众多的西方人类学者。这一时期到丽江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和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西方学者还有以下几位。

一位是德国科隆大学民族学系的苏姗(Susanne)。她通过对摩梭人历史的研究来探讨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结构和功能。另一位是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艾娃(Eva)。她把研究重点放在 1949 年以后永宁纳西族母系制的变迁上。她的研究领域和观点与施传刚在此领域的研究有若干相似之处。再一位就是澳大利亚佩斯摩尔多赫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兰诗田(ChristineLumb)。她于1991年到丽江、永宁对纳西族的宗教和家庭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于1998年再次返回丽江和永宁，对纳西族的东巴教及其丧葬仪式中的《神路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这些年轻的博士候选人都接受过西方现代人类学理论的系统学习与训练，田野调查前均已选准方向并做过充分的文献资料准备，目标十分明确。她们的研究内容及视角各有不同，各自的切人点也不一样，田野调查中遇到困难时也能及时调整自己，并能对所获的田野资料进行人类学的理论思考，而且能够借助现代科研手段，如电脑、摄像机、照相机、采访机、录音机等，通过一些跨学科领域的方法，如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分析整理所获资料，并利用相关地区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等资料，以扩大自己的思路，来验证自己的设想，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另外，应当提及的是当北美、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正忙于亲往丽江进行田野考察时，北欧的人类学家们也不甘落后，一批在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及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博物馆工作的人类学家也用另一种形式来促进着纳西文化研究中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苏黎世大学民族博物馆的馆长迈克尔·奥皮茨(Michael Oppitz)与伊丽莎白·许(Elisabeth Hsu)合作，在举办纳西民俗文化展览的基础上，于1998年主编出版了《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关系、宗教仪式及象形文字》。全书共分三部分，在“亲属关系”中收录了孟彻理的《滇川交界处纳西、阮可、摩梭与蒙的亲属关系、政治结构与宗教仪式》，苏姗·科德(Susanne Knodel)的《永宁摩梭的亲属制度与中国政府机构的权力》及伊丽莎白·许的《摩梭与纳西:住屋》;“宗教仪式”部分则收录了施传刚的《摩梭人的丧葬仪式及其象征意义》，张旭的《纳西人的火葬仪式》，和力民、和士城的《抚慰殉情自杀鬼的东巴仪式》，约瑟夫·洛克的《祭天仪式》，克里斯蒂娜·马休的《摩梭达巴教专家》及杨福泉的《素生命神及其祭礼》;“象形文字”部分收录了安东尼·杰克逊和潘安石的《纳西仪式经书、索引书目及占卜经书》，潘安石的《纳西宗教经书的翻译》及迈克尔·奥皮茨的《纳西原始传说中的仪式鼓》。本书是西方近年来最新的一本反映当前国际纳西学界对纳西人和摩梭人研究成果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专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蒂娜·马休对摩梭达巴教的研究及迈克尔·奥皮茨对东巴象形文字的研究都是从对原始资料的翻译开始的。通过艰苦的翻译工作，他们获得了不少前人未曾得到的资料。通过翻译来进行学术研究，也是值得向后人推崇的有效方法。

事实上，由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与丽江县东巴文化博物馆合作，于1997年12月至1998年5月在苏黎世举办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展览，是东巴文化在国外的第一次展览是纳西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盛事，来自中国、瑞士、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200多人参加了展览开幕仪式。纳西族学者杨福泉、李静生、和力民、戈阿干,以及美国学者孟彻理(CharlesMckhann)为展览举行了相关的学术讲座。此次展览构思独出心裁，形式别具一格。展览中展出实物、图片近千件，展品除了由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提供的之外，还有来自德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和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以及一些个人收藏的东巴文化精品。

奥皮茨教授对喜马拉雅地区边缘地带少数民族的本土宗教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纳西族东巴教在喜马拉雅区域文化圈中有融合多种文化因素的突出特征，从纳西这一小社会反映出涉及甚广的区域文化。奥皮茨打破过去通常以学者专家审视的眼光对展品作详细的学术性说明的传统方法，注重展品的本土文化阐述，力图让展品本身来做自我解说，让人们了解这些展品在纳西人的传统文化中作何解释，有何意义，这些展品与纳西人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等，让观众自己从中去领悟一种以宗教、神话为载体的民族文化。

此次展览的德语名称是“Naxi  Dinge•ythen•Pikto- gramme”(纳西之物、神话、象形文字)。奥皮茨认为不能将东巴教的法器等物件与神话孤立分割地看待，因为二者都是仪式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他在展览中力图体现这种相依互存的关系。奥皮茨并不太在意人们是否知道东巴法鼓尺寸的大小或是用途等所谓的“科学的理性知识”，而是更注重让人们知道东巴法鼓会飞这样的传说。因为这样才能启示人们去寻找一种宗教的思维、源流和纳西宗教中人、神、仪式、祭品的相互关系，体会一种民间宗教中的艺术和美学意义。此次展览并未以展出一些贵重的东西来体现其价值，而重在展示东巴教本身的宗教意义、文化内涵、艺术色彩和美学价值。奥皮茨以纳西族本土宗教的思维特征贯穿整个展览，使展览的整体布局体现出一种文化结构的意图。杨福泉认为，展览的思路十分新颖且有创意，从学术思维上讲，与一般就展品介绍展品、重在外在学术性的解释而忽略它在本族文化中的内在含义和阐释的做法截然不同。这种以本民族的起源神话作为展品的解释的做法，可以让人们从看去浪漫和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中真实地抓住该族宗教的一些文化特质和思维方式，以及它与周边相邻民族的文化源流和宗教异同、互渗的关系，最终从总体上去把握这种宗教文化。

此次展览引人注目的另一特点，就是展览与学术活动紧密结合。其间，中国本土学者为展览连续举行了为期数月的学术讲座，目的是不仅要让观众看到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精彩实物，还要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纳西东巴文化研究成果，使观看展览的人对这种独特的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并促进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学术对话。同时，它也为此次东巴文化展增添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这一时期，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朱宝田还应邀访问美国，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做东巴经藏书编目，并先后完成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纳西族象形经典分类目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纳西族象形文经典分类目录》。这是继李霖灿之后又一位中国学者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东巴经的合作研究，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国际纳西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除欧美学者外，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泰国学者也参与到了纳西文化研究的队伍中。1999年，泰国亚洲理工学院环境资源发展学院，出版了“性别研究专集”第八集——《纳西宗教、性别与文化》。该文集收录了6篇中、泰两国学者关于纳西文化的研究论文。即郭大烈的《面临危机的东巴宗教与文化》,和钟华的《女性崇拜和东巴教的演变》，习煜华的《纳西族的养蛊》，戈阿干的《纳西族的性别观念》，杨福泉的《殉情》及戴维、高文、于晓刚的《女魔:纳西族、傣族及禅的跨文化分析》。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纳西妇女在纳西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及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分析，探究了纳西妇女角色变化的原因。